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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印度精英拒絕面對印度當前正面臨的經濟和道德危機，相反他們構建出另一種敘事：一個正在崛起的印度將憑借數字轉型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實現偉大的經濟起飛。然而，殘酷的現實是，由于缺乏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本投資，印度經濟正面臨潛在的系統性危機。印度經濟自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以來靠自由化改革帶來的經濟增長到2018年就動能衰退，這一時期印經濟增長更多依賴金融房地產行業，只能帶來短期繁榮而不能推動長期增長。由于缺乏適當監管和必要的公共產品，過度金融化加劇了印度社會的不平等。

當這一切結束后，數億普通印度民眾的生活是慘淡的，他們大多是農業和城市低技能人口。沒有切實證據能夠證明“印度時刻”即將到來——從中國轉移的投資和產業大多沒有轉入印度；而政府推出的生產激勵計劃僅僅增加了企業的利潤，而沒有帶動制造業發展和增加就業。政府能夠提供的解決辦法是為超過半數的人提供政府和公共部門的保留職位，但由于政治的腐敗，獲得職位的方式也是不透明的。印度精英選擇無視這種情況，他們沒有采取任何投資于人力資本和有效增強制造業的舉措，而是視數字技術為靈丹妙藥。

然而，在軟件、計算機等傳統優勢領域能提供的就業機會相當有限。在這些領域，印度不僅缺乏高技能人才，還面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競爭。新冠疫情后，在線服務需求放緩，并且由于國內市場狹小、消費力不足，印度初創獨角獸企業的前景也迅速暗淡。最后，印度政府承諾技術將徹底改變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但現實是技術并不能克服經濟發展需要人力資本、法治和負責任的司法機構等發展赤字，甚至可能加劇發展赤字。總之，作者認為，由于精英道德的腐敗，印度無論在制造業抑或服務貿易方面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都沒有競爭力，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十分簡單，但留給印度的時間并不多了。

本文由南亞研究小組編譯，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文/阿邵卡·莫迪，編譯/毛綠萱】

在紀錄片《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中，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如果美國輸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多美國人，尤其是他自己，就會因為轟炸東京而被作為戰犯起訴。這里他想傳達的信息其實是，勝利者制定規則并塑造歷史敘事。如今，印度和國際精英們拒絕正視印度所面臨的經濟和道德危機，同時他們已創造一種壓倒性的敘事——正在崛起的印度將憑借數字轉型的力量實現經濟發展的代際飛躍。

在押注下一個十年甚至下一個百年“屬于印度”時，評論家們用“賭場盈利”玩一場高風險的游戲（“賭場盈利”效應，House Money Effect，指在賭場里輕易得來的利潤往往更容易被人拿來隨意大膽使用），但這對他們自己卻沒任何風險。這種風險由數億印度人承擔，他們或是受困于陷入凋敝的農業，或是失業、工作不多和收入微薄的城市工人。對耀眼經濟奇跡的追求，反而使經濟發展的基本任務處于缺乏進展的危險狀態。

要理解印度所面臨的危險，不妨參考二戰后出現的兩條發展道路。東亞國家效仿日本在戰前的做法，在人力資本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包括大量投資大眾教育和衛生，讓更多女性加入勞動力隊伍，特別是加入勞動密集型出口制造業。這些國家嘗試了高風險的產業政策，但從未忽視發展人力資本和創造就業的核心目標。結果，他們既保證了經濟發展效率，又維持了社會公平。國際上壓倒性的證據表明，公平“分配蛋糕”的經濟戰略，往往也有助于迅速“做大蛋糕”。

拉丁美洲國家遵循另一種發展方式，輕視發展人力資本，也不強調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巴西是奉行這一戰略的典型案例。從戰后初期開始，巴西經濟增長就開始依賴金融和房地產。大型農業企業和大宗商品出口創造大量外匯，推高了巴西本幣幣值，這反過來又削弱了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潛力。而且，隨著勞動力聚集在非正規部門，提供低端商品和服務，巴西社會“兩極分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即使在左翼總統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任內，政府再分配政策也沒有改善巴西的貧富差距問題。自此，巴西事實上逐漸分化為兩個國家：一邊是社會精英在封閉的社區中偏安一隅，對促進社會公平毫無興趣；另一邊，普通百姓工作朝不保夕，時時刻刻在貧困中掙扎，并常常被迫以犯罪為業。與此同時，WhatsApp和電子商務等新技術也滲透進巴西弱勢群體生活的方方面面。

巴西里約熱內盧，貧民窟與高樓比鄰的景象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97年曾警告稱，失敗的基礎教育投資敗將迫使印度走上“巴西之路”，而非“韓國之路”。然而，印度當前處級似乎被不幸言中：印度與巴西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嚴重依賴金融和房地產、非正規的小規模制造業，而兩國貿易和運輸規模也超出正常范圍，同時“以犯罪為業”的情況也在不斷增多。同時，印度還面臨其他挑戰。農業困境更加深刻地沖擊印度老百姓，而印度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又太少，無法吸收不斷涌入的年輕求職者。印度的未來，如同巴西，似乎注定要在“無盡的挫折”中前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3年印度GDP增長6%，而2024年增速約7%。這些預測是對印度經濟前景保持樂觀的基礎。然而，即使事實證明預測準確，從兩年的增速推斷十年增長前景也頗為荒謬，更不用說預測未來一個世紀的前景了。更荒謬的是，人們居然對IMF的預測信以為真。其實，IMF似乎從未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一貫高估危機后復蘇的速度。

事實上，仔細思考這些數據就不難發現，印度近中期前景其實頗為危險。與其他經濟體相比，印度經濟2020年至2022年三年幾乎處于原地踏步狀態。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后，印度經濟大幅下跌，又在第二波疫情之前稍有回升。第二次反彈（用經濟預測的術語來說，即“死貓反彈”，指在熊市中經歷了暴跌之后的短促、快速反彈）推動印度GDP略微高于疫前水平。疫情爆發后的三年里，印度經濟頗為疲軟，平均增速不到3.5%，與疫情爆發前一年大致相同。

根據最新數據，對印度GDP增速最可靠的預測是3.5%。預測更高增長率的專家以第二波疫情后的“死貓反彈”為依據，得出了錯誤的推斷。這種反彈2022年下半年開始減弱，而疲軟，尤其是在家庭消費方面的疲軟，卻始終沒有消退。說印度“正在蓬勃發展”是一廂情愿的妄想，也是糟糕的經濟學判斷。

印度2019年以來的較低經濟增速應被視為新常態，而1993年至2018年的高增長才是不太可能重演的例外。特別是在1999年至2008年之間，印度經濟也得益于世界貿易的快速擴張。此外，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印度GDP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金融和房地產的泡沫式繁榮，這也很難持續。印度的好日子其實在2018年就已結束，當時國家出資的基礎設施租賃和金融服務公司（Infrastructure Leas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以下簡稱IL&FS）因一系列不當行為將印度經濟拖入危機。（譯者注：印度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就是所謂“影子銀行”是銀行部門的重要補充。2018年，印度IL&FS因無法償還銀行多達9100億盧比的債務，觸發一系列違約和評級下調，引爆“影子銀行”危機。對此，印度央行通過開放信貸額度來穩定市場、緩解市場進展情緒，而印度國有商業銀行也將非銀行金融公司購買貸款組合的指標提高到原來的3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印度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微乎其微。回溯歷史，拉吉夫·甘地政府首先在1984-1985年大幅放寬對進口和工業生產的管制，而后納拉西姆哈·拉奧（PV Narasimha Rao）和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又繼續加大改革力度——而他們的政策目標正是刺激制造業發展。然而，當今印度制造業份額遠不如20世紀80年代末的峰值。直白地說，自由化其實挺失敗的。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12年，隨著勞動力逐漸流出農業部門，進入收入較高但不穩定的建筑和低端服務行業，印度嚴重貧困現象有所緩解。2017-18財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012年之后，印度經濟創造就業機會不足，導致嚴重貧困和不穩定狀況有所增加，而印度官方并不愿承認的一點。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貧困和不穩定狀況再次加劇。

明智的經濟學家都應當認識到，取消管制能夠在各部門之間重新分配生產，以提高既有資源的利用效率。雖然效率提高短期內表現為更好的GDP的增速，但提高經濟自由度本身并不能促進經濟長期增長——這是因為長期增長需要投資大眾教育、公共衛生和其他公共產品，此外還需要運作良好的城市和有效的司法系統。受人尊敬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深知公共產品的關鍵作用，早在18世紀末就強調，即使是那些從事“最低職業”的人也必須接受“基礎性教育”，以獲得閱讀、寫作、算數、記賬等技能。自亞當·斯密時代以來，基礎教育的最低標準已然提高。此外，他對健全司法制度重要性的闡述也是振聾發聵的。

其實，經濟自由化本身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刺激出制造業。巴西制造業的GDP占比長期限于低位，因此也和印度一樣，在自身匯率高估和中國強大制造業面前嚴重承壓。

中國（紅）、印度（深藍）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例歷年變化圖 圖自：《金融時報》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然而，更糟糕的是，印度的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其他地方相似，助長了人們對市場“神奇力量”的惰性依賴。由于缺乏適當的監管和必要的公共產品，經濟自由化只是為那些擁有權力和財富的人鋪平了道路。同時，不平等的發展也是道德上的失敗，勢必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前景。

在高度不平等的經濟體中，金融和房地產普遍是主要經濟動力源。在印度和巴西，這兩個行業貢獻了超過20%的GDP，比例甚至超過高度金融化和高度不平等的美國。金融和房地產讓少數人富可敵國，但這些行業只能支持，而非引領發展進程——正如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所說，“金融往往追隨著增長”。

更令人不安的是，金融和房地產加速了道德墮落，而印度正是不幸的例證。印度的金融部門基本上不受監管，因此國有銀行腐敗叢生，而近年來快速增長的私人金融體系也充斥涉詐資金和問題賬戶。例如，IL&FS的公私合營地位其實將國有金融部門和私營金融部門最黑暗的一面都淋漓盡致的展示了出來。印度精英群體甚至歡迎這種“道德墮落“ ，因為它因造出“增長幻覺”，也刺激了需求。然而，一旦泡沫破滅，需求疲軟的問題就會立刻顯現出來。如今，盡管印度市場總體資金充足（來自銀行和數字平臺，即所謂的金融科技行業），但企業卻不愿投資，這種跡象非常明顯，表明需求疲軟已拖累經濟增長前景。

發展不平等和增長潛力低下的另一個表現是資產和銷售額日益集中在少數主導企業手中。根據印度央行前副行長維拉爾·阿查里亞（Viral Acharya）的研究，過去十年，印度幾乎所有經濟部門的集中度都在不斷提高。他指出，印度“五大財閥”——信實集團（Reliance）、塔塔集團（Tata）、埃迪亞比拉集團（Aditya Birla Group）、阿達尼集團（Adani）、巴蒂電信集團（Bharti Telecom）——往往通過收購而非投資新產能在不同行業占據主導地位。這種幾乎壟斷的國內地位使他們能夠通過操縱價格，而非調節產量以增加收入，最典型案例是Reliance Jio的掠奪性定價策略。印度“五大財閥”與日韓財閥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后者往往通過創新技術和進軍競爭激烈的全球國際以積累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