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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亞歷山大·戴金，譯/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 夏青】

·單極世界已被打破

《俄羅斯報》：在討論當代世界體系時，人們經常使用“多極化”一詞，把它作為一個理想的目標。但是，極點沒有這么多，通常只有兩個，因此我們只能說“兩極化”。那么，當今的兩極化指的是美國和中國嗎？

亞歷山大·戴金：顯然，單極世界已經被打破了。兩極化的世界正在形成。我認為，現在還很難說，新世界會是什么樣的。我將當代的世界體系定義為走向世界兩極的運動。此后會發生什么，很難說。像印度這樣充滿活力的角色已經出現，它暫時還不想與任何一極結盟。

《俄羅斯報》：是否可以認為新的兩極模式是這樣的：俄羅斯和中國為一極，美國為另一極？

亞歷山大·戴金：我認為是這樣的。但不僅僅是美國，而是美國和所有的北約國家，加上日本和奧庫斯（AUKUS）。拜登對北約盟友排兵布陣的嚴密程度，是近代美國總統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俄羅斯報》：也就是說，兩極化的一極包括俄羅斯和中國，而另一極幾乎包括整個西方？

亞歷山大·戴金：是的，幾乎整個西方。也許土耳其除外。

“現在的外交政策不再是東—西空間，而是北—南空間”，截圖來自俄羅斯報

《俄羅斯報》：我們觀察到，土耳其現在的表現也很有意思。它正試圖以當時法國的方式在兩極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土耳其在創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中可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亞歷山大·戴金：土耳其正在尋找自己的國家利益，這也接近于埃爾多安總統的個人利益。如果回到冷戰時期，那么土耳其如今的角色的確是和法國在第一次冷戰期間為尋求某種平衡而扮演的角色一樣，尤其是戴高樂時期的法蘭西。

今天，土耳其恰好扮演了這一角色，并試圖從這樣的立場中獲得某種利益：在某些問題上與一極合作，在某些問題上與另一極合作。

《俄羅斯報》：只要埃爾多安在位，這種情況就會持續下去嗎？

亞歷山大·戴金：如果他在2023年6月的選舉中敗選，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化，因為他的對手（也就是伊斯坦布爾、安卡等各大城市的市長）的政策更親西方。

《俄羅斯報》：土耳其目前的角色是否主要取決于國家元首個人的想法？

亞歷山大·戴金：是的，但埃爾多安在土耳其的支持率相當高。首先是土耳其企業對國內市場感到擔憂，他們想要拓展市場，而土耳其目前正在積極地向非洲、巴爾干地區和中亞的突厥語國家擴張。所以，我們不能說這是他的獨角戲，這符合土耳其某些社會群體的利益。另外，土耳其的農業從事者非常支持國家進行伊斯蘭化。

《俄羅斯報》：在中俄的組合中，兩國都背負著自己的重擔。如果俄羅斯和中國是其中一極，如何分配他們的作用？顯然，中國是這一極中的經濟領導者，那么俄羅斯承擔的是什么？

亞歷山大·戴金：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俄羅斯現在所擁有的戰略武器潛力，中國在十年后也會擁有。中國明白也贊同這一點。我想起三年前，普京總統說，我們將向中國提供現代導彈襲擊預警系統。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計算機——衛星系統，中國人沒有。美國擁有，他們只向兩個國家提供這些信息：加拿大和英國。而中國也承認俄羅斯在這一領域具有領導地位。

此外，中國在油氣、某些礦產類、耕地面積等方面的資源匱乏。我們對中國的主要出口領域之一是食品。但是，中國在各類大眾消費品領域的經濟和技術領先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中東——21世紀的特殊現象

《俄羅斯報》：中東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能發揮什么作用？它現在正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中心。

亞歷山大·戴金：中東是21世紀的特殊現象。典型的中東國家，如埃及、伊拉克，曾經發揮過主導作用，現在已經失去了作為阿拉伯世界領導者的地位。

阿聯酋、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已經取代了中東領導者的位置，它們正在成為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資中心和金融中心，尤其是阿聯酋。瑞士在美國領導的那一極中的地位十分明顯，阿聯酋從中受到啟發，正在試圖取代瑞士成為全球投資中心、全球銀行中心、創意產業中心、高科技中心。

《俄羅斯報》：對于這一新的角色，俄羅斯應該對阿聯酋采取什么樣的政策？

亞歷山大·戴金：在我看來，我們對阿聯酋的政策是相當成功的。這是由于我們和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一樣，是一個產油國。在維持市場的價格平衡方面，我們擁有相同的利益。

此外，今天這些國家的執政者基本上已經對美國強硬、蠻橫的政策失望了。所有人都記得美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它引發了許多復雜的事件和悲劇。他們都記得，基于意識形態，美國人幾乎在兩周內就拋棄了他們40年的盟友——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先生，海灣地區對此記憶猶新。

此外，我們在中東進行的疫苗試驗非常成功，尤其是在阿聯酋。我們的疫苗使中東在抗疫藥物方面擁有多樣性的選擇。

2022年10月11日，阿聯酋總統謝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在圣彼得堡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晤。圖自阿聯酋通訊社

《俄羅斯報》：今天，世界應該如何對待像伊拉克、敘利亞這樣的國家？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認為，如果把幾個可惡的獨裁者推翻，很快中東就會變成一個和平、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繁榮的區域。然而，這些都沒有發生。

亞歷山大·戴金：康多莉扎·賴斯的想法主要源于美國在中歐和東歐實行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她認為，類似的經驗也可以運用于中東地區。

然而，中東地區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那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傳統和身份認同。所以這種政策沒有在中東發揮作用。

《俄羅斯報》：我們觀察到在某種程度上伊斯蘭化的歐洲。如何看待在默克爾時代，德國對難民的開放政策的合理性？多元文化主義是否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亞歷山大·戴金：我認為，從道德的層面而言，默克爾的政策是絕對合理的。這些難民是不幸的人，是阿拉伯之春、美國占領阿富汗的受害者。德國向他們敞開了懷抱，這與中歐和東歐的許多國家，或者說與荷蘭和西班牙不同。從這一層面而言，我贊同這樣的政策。

不過，難民政策自然在德國也引發了許多過激行為。仇視伊斯蘭教的現象在法國尤其普遍，在英國也能看到部分現象，瑞典的右翼政黨還在推波助瀾“伊斯蘭恐懼癥”的過程中上臺了，而德國幾乎沒有仇視伊斯蘭教的現象。相反，在德國，出現了左傾現象，中左派已經上臺了，我指的是社民黨和綠黨。總而言之，德國已經有能力以某種代價吸收這波移民。

《俄羅斯報》：人們應該如何嚴肅地看待歐洲正在被伊斯蘭化的事實？

亞歷山大·戴金：到目前為止，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在選舉中出現大量的右翼政黨，按照傳統，這些政黨主張加強國家主權，以實現土著民族的優先權。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只在意大利發生過，盡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