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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情報問題專家安德烈·索爾達托夫和伊琳娜·博羅根在“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務）網站刊文，披露了俄烏沖突后俄羅斯情報部門整合境內外力量不斷加強境外活動的有關情況，特別是俄羅斯三大情報部門的分工及與高層關系問題。

歐亞新觀察工作室編譯了該文，以饗讀者。本文觀點不代表工作室立場。

【編譯/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聘副研究員 藍景林】

2023年4月，一名被懷疑與俄羅斯情報機構有聯系的俄羅斯知名人士成功逃脫了意大利當局的追捕。幾個月前，俄羅斯商人、前俄羅斯州長之子阿爾特姆·烏斯（Artem Uss）因被指控向俄羅斯走私敏感的美國軍事技術而在米蘭被拘留。根據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2022年10月發布的起訴書，烏斯非法販運了制造彈道導彈和其他各種武器所需的半導體，其中一些武器被用于俄烏戰場。但就在烏斯等待被引渡回美國期間，他在一個塞爾維亞犯罪團伙的幫助下從意大利潛逃回俄羅斯。

去年春天，《華爾街日報》報道了這起越獄事件，而這只是最近一系列事件中的一起。這也表明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俄羅斯的情報力量如何重振旗鼓。2022年春天，在俄烏沖突爆發后的幾個月里，俄羅斯情報機構顯得迷失方向、無所適從。歐洲國家一個接一個地趕走了俄羅斯的外交官；根據英國的一項估計，約有600名俄羅斯官員被驅逐出歐洲，其中可能有400人被認為是間諜。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也嚴重誤判了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將面臨的抵抗程度，以為俄羅斯可以迅速拿下基輔。這導致了俄軍在戰場上的屈辱表現。

現在，俄羅斯的海外情報網絡似乎帶著復仇的心愿卷土重來。它變得越來越有創意，越來越多地依靠外國公民——比如協助烏斯的塞爾維亞團伙——來幫助它繞過對俄羅斯人的限制。

戰前，西方情報機構主要處理由俄羅斯人實施的俄羅斯行動。但情況已不再如此。如今，俄羅斯情報活動利用了一系列外國公民，這不僅包括監視西方和追蹤運往烏克蘭的武器，還包括對戰爭爆發后逃往國外的俄羅斯流亡者和政權反對者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從格魯吉亞和塞爾維亞到保加利亞和波蘭等北約國家，此類活動的證據隨處可見。例如，2023年年初，英國官員逮捕了五名保加利亞人，他們被指控為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包括監視在倫敦的俄羅斯流亡者。

前蘇聯情報機構克格勃的總部盧比揚卡大樓，現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總部

與此同時，俄羅斯的間諜機構似乎也調整了分工。戰前，俄羅斯三大情報機構——對外情報局（對外情報機構）、總參情報總局（軍事情報機構）和聯邦安全局（國內安全機構）——之間存在分工。

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對外情報局主要關注政治和工業間諜活動，總參情報總局主要關注軍事問題，而聯邦安全局則主要關注俄羅斯國內，其國外分支主要開展針對國外俄羅斯人的行動，并維持鄰國友好政權的執政。現在，這些區別已不再那么明顯：這三個機構都深深卷入了俄烏沖突，而且都在俄羅斯最近流亡海外的人口中積極展開招募活動。

莫斯科情報機構的回歸對西方打擊俄羅斯干涉和情報活動的努力具有重大影響。如果最近的跡象是真實的，那么俄羅斯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的情報活動所構成的威脅可能要比沖突初期假定的大得多。與此同時，這些變化也讓人對普京自己的戰時體制以及普京在多大程度上越來越多地按照蘇聯幾十年前的模式重建俄羅斯的情報機構有所了解。

普京試圖彌補蘇聯克格勃在20世紀末與西方對抗中的失敗。要知道從布爾什維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十年間，斯大林的強大情報機構在打擊西方國家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百年戰爭

在俄烏沖突爆發前，俄羅斯的情報部門顯得相當薄弱。長期以來，由于機構間內訌和地盤爭奪，以及將領與普通官員之間的信任危機，情報部門在從基層向高層傳遞情報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延誤和失誤。與此同時，俄羅斯情報部門的行動也越來越以馬虎著稱，例如2018年在英國對俄羅斯前軍官謝爾蓋·斯克里帕爾和2020年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利內拙劣的下毒事件。總之，俄羅斯情報部門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這一問題隨著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計劃中對烏克蘭的尷尬誤讀而暴露無遺。

但隨著俄烏軍事沖突進入第二年，俄羅斯情報機構重新集結，并找到了新的目標感。情報機構不再糾結于自己的失誤，也不再質疑為何在沖突爆發時完全沒有預料到烏克蘭的抵抗，而是繼續前行，從與整個西方對抗的事實中汲取新的力量。他們不僅增加了在歐洲和鄰國的活動，聯邦安全局還加大了在俄羅斯境內打擊烏克蘭行動的力度。

盡管2022年發生了嚴重事件，但普京并未對安全部門進行任何大刀闊斧的改革，這被視為一種美德：自動蕩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情報部門的領導層和普通員工都普遍認為，對安全部門進行全面改革的任何嘗試都會削弱其能力。

然而，這些新活動的背后還有一個更大的目標：重振俄羅斯針對西方的整體情報戰。對于俄羅斯主要機構來說，這場戰爭可以追溯到蘇聯時代的最初幾年。在俄羅斯情報官員看來，俄烏沖突掀起了自1917年以來的第三輪間諜大戰。

第一輪斗爭始于布爾什維克革命后不久，在這場斗爭中，早期的蘇聯特工主要對陣英國同行。在最初的沖突中，蘇聯特工成功地破壞了從國外煽動對布爾什維克政權抵抗的任何機會。他們通過開展代號為“信任”的大規模、非常成功的偽裝行動，將政治上活躍的俄羅斯移民和英國間諜引誘到蘇聯，幫助一個虛假的反布爾什維克組織。這些反蘇活動分子就是這樣被識破并殺害的。

這場沖突在二戰期間達到了頂峰，當時俄羅斯間諜成功滲透了英國情報部門，并在美國進入了曼哈頓項目，竊取了原子彈的秘密。總的來說，蘇聯官員認為他們贏得了與西方的第一回合。

“劍橋五杰”均出身英國上流階層，因反對法西斯而認同共產主義，1930至50年代向蘇聯了提供大量情報

然而，莫斯科在第二輪情報戰中并不順利。冷戰期間，克格勃未能拯救它誓言保護的蘇維埃政權。隨后，在20世紀90年代初，克格勃被拆分和肢解，幾乎毀于一旦。在普京和他的安全精英們努力重建失去昔日權力的俄羅斯國家的過程中，普京親眼目睹了克格勃的崩潰，并留下了永久的傷痕（普京最終在克格勃的前身基礎上建立了聯邦安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