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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國學派，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從中國道路中提煉出對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的經驗和規律。如何構建中國學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規律的“三大原則”：不易、變易、簡易。這“三大原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對于時下構建中國學派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不易”：強調一以貫之、不可動搖的根本

“天下之道，常變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軸心時代以來，人類文明不斷拓展對人生與世界的認識，又不斷以不同方式回歸原點，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將走向何方等重大問題。用中華傳統文化的術語來說，這種方法可稱為“述”。述的意義在于從新角度反思老問題，通過創造性的重新詮釋，為人們所面對的新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類不悖，雖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對于構建中國學派具有重要意義。

民本思想是中國人數千年治國的古訓，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識。它把人民作為國家的根本，把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不好作為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看作決定民心向背的關鍵。從《尚書》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到孟子的“民貴君輕”；從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陽明的“親民”思想到顧炎武的“厚民生，強國勢”，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說民本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一以貫之。

民本思想伴隨中國夢的實現進程而與時俱進，現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鮮明的現代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反映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內在要求，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確立了新發展理念必須始終堅持的基本原則。這一重要思想，不僅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理論意義。

構建中國學派不能缺少各個領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這些大本大源的問題，而只是在一些細枝末節問題上零敲碎打，就不會產生重大影響，更難以傳諸久遠。

圖/孟子見梁惠王

“變易”：體現學習創新、與時俱進的精神

以儒家而論，不易對應于“經”，變易對應于“權”，經權需要密切配合，才能與時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禮制傳承中的“損益”便是一種革故鼎新，《禮記》更是提出了“時為大”這一與時俱進的禮制改革原則。這種恪守原則又高度靈活、有大風骨亦有大器量的中華優秀傳統，是當代中國容易接受和適應新鮮事物、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文化基因，為推動中國學派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厚思想資源。

“唯知常而后能應變。”常中有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一條普遍規律。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創新有機統一，堅持“不易”前提下的“變易”，有力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須始終堅持，這是制度創新的底線；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必須堅決破除，這是制度創新的主攻方向。

例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務，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同時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有序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

還應看到，中華文明從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豐富養分，如社會主義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國化的。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選擇地學習美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的經驗、德國在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以色列在發展農業方面的經驗等，但我們沒有簡單照搬外國經驗實現“變易”，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進行綜合創新，將有益的養分融入中國道路有機體中。

“簡易”：善于對錯綜復雜的問題進行精煉概括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中華文明中富有影響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經》，精妙而不繁瑣，都不是長篇大論。這一中華優秀傳統對于長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學術訓練、習慣于寫長篇大論的當代學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認真借鑒。不管論述的問題何等紛繁復雜、表達如何系統全面，都應當用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語言對描述的對象加以概括提煉，使之易于為大眾所接受。這也是檢驗對復雜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認識是否深入的試金石。

理論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發揮偉大力量。中國共產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所遵循的就是“簡易”之道。毛澤東同志用“閉塞眼睛捉麻雀”來諷喻主觀主義，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來比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來強調實踐的作用。他還通過講述“愚公移山”的故事來揭示深刻道理；《為人民服務》一文用很簡短的文字把黨的根本宗旨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因而能夠深入人心、廣為流傳。習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過講故事來打動人、說服人。

寓抽象哲理于具體細節中，寓理性說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傳播效果。牢記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著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的價值追求；講述張之洞感嘆改革之難，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識；約旦商人在浙江義烏開阿拉伯餐廳，見證著“一帶一路”的巨大發展潛力；等等。《習近平講故事》通過這些可觸可感的細節，讓宏大的中國故事變得“與我有關”。少一些空泛說教、多一些真情實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鮮活事例，將“基本原理”轉換成“常識道理”，這是構建中國學派理應繼承和發揚的中華優秀傳統。

（作者為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