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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盡管以直接體現尊君之義的郡縣制成為秦漢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主流，但絕不意味著封建要素的消亡或徹底邊緣化。此類“封建”，不同于中世紀歐洲以特定之貴族階層-階級壟斷權力-資源之情狀，而更多體現為國家治理中，國家之權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縣鄉，而縣鄉之治則主要依托于特定的地方精英團體，此類精英團體往往體被稱之為鄉紳，其構成則涵蓋宗族耆老、致仕官員、地方賢達-豪強。這恰好對應于傳統中國以倫理家庭為本位、通過科舉制實現精英流動與階層遷轉的社會實際。

這種君權下放與地方精英共治天下的做法，形成了郡縣與封建并存的情態，它不但是一種政治性的制度與實踐，也是一種文明意義上的傾向與選擇。個中利弊，顧炎武于《郡縣論》中論之甚允當：“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長，極具中國特色的“三維市場體制”居功甚偉。這一體制有別于常規西方市場經濟中扮演監護者角色的政府與競爭性的企業之二維結構，由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企業和競爭性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構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擔著一般性的政府職能，更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活動，在不同層級之地方政府通過橫向競爭促進本轄區內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產生了與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相應的超常投資力。

三維市場機制的形成，是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然延展，其有效運轉的核心，在于中央對地方自主性之認同與地方對中央權威之認同、中央對地方之自覺權力讓渡與地方對中央之自覺遵從擁護的有機統一，其理論表達可追溯到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中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論斷（“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部分），究其根源，則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古老命題于現代中國的新鮮實踐，是文明與政治、道統與政統間相互融貫特征的延續與深化。

人民之國家，以人為本

不同于人之生而為人的自然屬性，人民概念所表達的，不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生物類別，而是一種政治范疇。人民在本質上有別于孤立的人的復數形式。生物意義上的人，是天然形成的，而政治性的人民，則必須通過特定的方式組織起來才能成就。

只有當眾多的人構成一種共同體，投身共同的事業，分享共同的理想，形成超越個人性的集體認同與集體意識，進而形成一種超越個人本質的“類本質”，復數的人才能轉化-升華為人民。

人民有別于生物意義上的自然人，更不同于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人”或“理性人”。要認識人民的本質，破除這種將人簡化為理性人、將理性簡化為工具理性乃至利益算計的迷信，根本在于，要承認：

1）人的本質并不是恒常不變的，它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關并伴隨社會歷史情境的變化而呈現新的形態；2）人的本質是極豐富復雜的，有著若干不同的維度，并始終包含著在不同緯度間遷變跨越的可能。

以自利為核心特偵的的“經濟人”，只是人的本質中伴隨著私有制的歷史條件而生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極大強化的一個維度，這既非人本質的全部，很大程度上甚至很難被描述成人的專有特征。

事實上，這種意義上的“經濟人”更近于對人的動物性本能（如趨利避害、自我保全、欲望滿足等等）的描述，但人之為人，恰恰在于，除了作為欲望動物之外，還會提“人之異于禽獸幾希”這樣的問題，還有超越動物本能的更高追求。即便是按照西方心理學中較為粗淺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理性人”或“經濟人”也只符合最低端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而無法有效滿足這之上的情感與歸屬需要、尊重的需要，更談不上自我實現的需要。

而以人為本，不但意味著社會所有制以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形式為基礎，社會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為人民服務成為最崇高的社會價值，也意味著，不把人理解作某種具有恒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體，而始終將人看作是具備高度主觀能動性的、以自我實踐改造著世界及自身的實踐主體，將人的本質通過其實踐及在實踐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加以把握，將人民視作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信任和尊重人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創造新的自我本質的實踐。

毛澤東思想對于以黨建理論為核心的列寧主義最重要的繼承和超越，就在于構建出了一套可以被概括為師生辯證法的黨和人民互動的機制，其中既有從群眾中又有到群眾中去；既有黨領導人民進行斗爭和建設，也有黨接受人民的領導，服從人民的意志；既有黨作為人民的老師教育引導群眾，又有黨作為群眾的小學生向群眾學習。

毛主席在基層

這兩個維度始終結合在一起，構成師生關系的辯證循環：人民在本質上有別于孤立個人的復數形式，就在于能夠通過先鋒隊組織的教育、領導、組織，將自己本具的覺悟充分激發出來，形成堅強的主體性；而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其先進性正在于能將人民本具的覺悟充分地展現出來，通過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過向人民學習而指導人民學習。人民的主體性需要黨的主體性加以激發，而黨的主體性通過激發人民的主體性得以實現，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這種平等與覺悟雙運的黨與人民的辯證關系，在毛澤東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有著最深切著明的表述：“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