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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全球發展倡議”是中國提出的一項新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G20峰會上又重申了這一倡議。但我們也能感受到，全球發展正面臨諸多挑戰：新冠、經濟困境、歐美大國的阻撓等等。在您看來，目前推動全球發展的障礙主要有哪些？在多邊主義和全球化倒退的全球氛圍下，如何形成全球發展共識？

白鋼：現在來講，造成全球合作或者說有意義的全球化退潮的一個重大障礙，在于過去幾十年推動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形成了一系列事實上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規則。這一系列的規則是在它們當時還較有力量的時候制定的，盡管本質上是服從于它們的利益，但畢竟還要體現一定的互惠性原則，或者說還要體現它作為這個體系的主導者所必須承擔的特定責任。

現在的問題是，哪怕這些規則當時是為了體現他們的利益結構和特定訴求所制定的，但是在它們現在的實力已經不足以作為世界體系主導者的情況下，他們連這些規則也不愿意遵守，也不愿意再發揮作為舊的世界體系主導者的引領作用，而且對舊體系的態度也在漸漸轉化，變成盡可能地利用各種規則，榨取這個體系的剩余價值。而且因為這些規則曾經是由它們制定的，因而它們在整個體系當中占有一個較為有利的地位，來盡可能多地榨取這個體系的價值，變成了一種勒索。

也是說，它已經不想為舊的體系來承擔更多的責任了，但是還想利用自己在這個體系當中的特殊地位來壓榨這個體系的其他成員，滿足自己特定的利益需要，這也是當前全球化沒有辦法以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態度推進的最核心原因。

在舊全球化中，利益分配確實更傾向于在原有體系中占據較高地位的歐美國家，發展中國家事實上處于一個被壓抑的狀態。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的話，這種被壓抑狀態也意味著他們擁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不能真正有效激發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內在活力，以及使他們能夠盡快享受到包括信息化在內的現代工業化成果的話，那么事實上想要全球經濟更好地循環也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自己，成為一個對未來世界具有異乎尋常重要意義的時代主題。

由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承建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來源：新華社

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一，需要有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能夠發揮更多的建設性作用。

第二，需要世界各國，特別是在原有體系中相對比較邊緣化的亞非拉國家，能夠在精神上擺脫對舊世界體系的依賴，能夠去想象和認知一個不再由西方主導的新的世界體系以及新的全球化。

如果我們的思維想象仍然被舊的那一套模式所束縛的話，確實會覺得基本進入到了一個無解的死循環，現在需要破解這樣的一個循環，建設一種更好的、更公平的、更有利于各方參與的新體系。

觀察者網：提到發展，人的發展是第一位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第一個目標就是“消除貧困”。2020年底我們如期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提前10年實現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在您看來，“全面脫貧”這件事情的意義有哪些？中國舉全國之力推動脫貧事業，背后蘊藏著怎樣的發展理念？

白鋼：中國全面脫貧這件事情，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超大規模實體宣布全面擺脫貧困狀態，可以真正稱得上是一個新時代的人類奇跡和壯舉。

放到全球范圍來看，這件事情的最大意義在于對舊有世界體系規則的摧毀。在舊的世界體系中，會強調或者說給人提供一種想象，認為這個世界存在著兩類群體，一類群體是可以居于高位、占據著有利地位的壓迫者，可以去剝奪獲取被壓迫者的剩余價值。另外一類群體是所謂的被壓迫群體，他們只能接受處于高位的群體施加的種種不公。這種認知不僅存在于世界體系中，也存在于一個國家內部。

河南省新縣地處大別山腹地，近年來該縣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中之重。來源：新華社

中國全面脫貧這個事實說明，首先在一個國家內部是可以實現的。尤其是考慮到中國這樣超大的人口體量和復雜國情，如果中國能夠實現脫貧，那么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有可能的。中國的實踐事實上為世界提供了這種新的認知和想象的基礎。

觀察者網：有關脫貧問題，我想起了中外學者的研究對比，一個是2019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的《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一個是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的《貧困的終結：中國扶貧過程的縮影》。讀《貧窮的本質》我的感覺是“窮人真的天生是窮人”，讀《貧困的終結》我的感覺是“原來他們可以不是窮人”。我們知道有許多西方國家、NGO組織都在發展中國家幫助解決貧困問題，為什么成效甚微？這兩本書帶來的不同感受是不是可以反映中西方在發展理念上的一些差別？

白鋼：用這兩部著作進行比較，確實可以反映對待貧窮以及扶貧問題的兩種不同思路。

西方式扶貧道路，大致可以概括為是富裕者滿足自己特定的心理感受，來顯示自己道義優越感的一種施舍式道路。雖然他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但不管投入多少，都很難達到實質性效果。因為自古以來沒有聽說過靠任何施舍行為改變貧窮狀況的。

這些施舍者具有特定的道德優勢，不斷感嘆窮人是因為他們自己在德行上的缺失而造成的，為自己有能力去救助他們而感到欣慰和內心滿足，事實上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特定的幻想，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圣母心”。而被救助者也獲得了一種幻象，認為可以靠這樣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命運。

更有甚至，一些西方NGO打著幫扶第三世界的旗號，事實上是在推行它特定的價值觀，延伸它特定的全球利益，那其實和扶貧已經沒有什么關系了。

而中國式脫貧，是依托于一個超級組織，組織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激發起被救助群體自身的意識和覺悟，讓他們融入到可以不斷自我提升的經濟活動中，來擺脫貧窮的命運。真正的力量來自于把群眾組織起來，讓原先處于相對比較分散狀態的弱勢群體，進入到一種新的、更有效的組織關系和組織形態中來，結成一個新的、更有力的組織去協調資源，從而讓這個群體變得更有行動力，更有決斷力。我覺得這也是中國式扶貧道路所真正應該挖掘的帶有文明論意義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