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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白廣燦、穆祎璠】

2022年1月5日，印度財政部突然宣布，將追繳小米印度約65.3億盧比的稅款（約8800萬美元），對薄利多銷的小米而言，印度政府發起突擊征稅簡直完美詮釋“印式稅務恐怖主義”。

在中印關系步入歷史低谷，莫迪政府連續以國家安全、經濟自立為由打壓在印中資的背景下，印財政部親自赤膊上陣，直接出手對中資企業查稅搞錢的行徑，被外界視為印度主動謀求對華經濟脫鉤、努力打造本地產業，旋即在中國國內引起一輪風波。

【東方IC】2022年1月7日，湖北宜昌，小米專賣店

這輪事件起因是印度財政部向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簡稱小米印度）發出通知，“小米印度及其合同制造商并未將匯付給高通和小米移動軟件公司的特許權使用費和許可費計入其進口商品的交易價值中，這違反印度1962年《海關法》和2007年《海關估價（確認貨物進口價值）條例》，將追繳約合65.3億盧比的稅款（約8800萬美元）”。

對此，小米表示將繼續和印度有關部門溝通，并發布聲明稱，此次補繳稅款涉及2017年至2020年間的進口環節稅金，與近期業務無關，并認為本次事件源于各方對進口商品價格認定存在分歧，而這是各國普遍存在的技術性難題。

此次主導稽查小米的是印度稅務情報局（Directorate of Revenue Intelligence，DRI），該部門成立于1957年，主要負責經濟犯罪類的情報信息工作，如反洗錢、反走私、反逃稅、反假幣、緝毒等。日常工作一般由同屬印度財政部的印度間接稅和海關中央委員會（Central Board of Indirect Taxes and Customs，CBIC）負責管理。

2021年12月4日，印財長尼爾馬拉·希塔拉曼女士在慶祝DRI成立64周年大會上發表，極力敦促DRI不要僅僅停留在匯報信息，而是要加強與情報部門、執法部門間的協調配合，特別是加大力度打擊走私、偷稅漏稅等經濟犯罪。針對相關部門手頭在查案件，希塔拉曼要求盡快結案。

除財長外，與會人員還包括財政部聯秘、印度稅務局局長、CBIC主席、DRI總干事等印度財稅部門關鍵人物。不難看出，此次講話對印度財政部未來一段時間的工作勢必體現出很強的指導意義。

會議后不久，DRI就在12月21號突襲搜查小米、OPPO、一加等中資企業在印辦公室、工廠、倉庫、辦公室、分銷商，甚至包括高管住所。這些企業在印的部分高管還受到審問。就在一周以后，就有印政府內部消息人士站出來表示，“小米可能面臨100億盧比的巨額罰金”。

印財政部此時面臨本財年的經濟總結和新財年預算制定的壓力，小米此次被印財政部點名追繳所謂“偷逃稅款”，不禁讓人懷疑是印財政部在財年末尾狂刷業績。

二、內政壓力才是罪魁禍首？

結合印國內政治經濟近期變動看，不難理解印度財政部此次的行為動機。

首先，民生困難已經開始影響印人黨相當一部分選民。印人黨是傳統的精英主義政黨，其贏得2014年和2019年兩次大選的關鍵原因在于收獲了廣泛底層民眾支持。然而，當前印國內經濟面臨通脹率、失業率大幅度上升的嚴峻挑戰，最大受害者恰恰是這些底層民眾。

根據ABP-CVoter 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即將開始的關鍵性北方邦選舉中，雖然印人黨可能在北方邦繼續掌握過半席位，但相比2017年邦選舉會縮水約25%-30%的席位左右。一些長期跟蹤北方邦選舉的印度國內評論人士認為，低種姓人群生活環境極具惡化是轉投其他主要政黨的最首要原因。財政部作為關鍵部門，在民生、就業等方面的作為卻乏善可陳。

其次，印度國內社會經濟惡化已經對莫迪政府內部人事變動產生較大影響。去年7月初，莫迪政府為了緩和國內抗疫不力的輿論氛圍，對內閣進行了較大規模的人事調整。如時任衛生部長Harsh Vardhan遭到更換，這一舉動被外界普遍認為是推卸政治責任。

印度國內人士紛紛質疑，不作為的財政部因何始終巋然不動？一些觀察家認為，莫迪依賴總理辦公室等小圈子決策，財政部要害部門實際上成為了總理辦公室的橡皮圖章，人事調整要看具體的政治需要。如，2021年7月時任電子信息部長的Ravi Shankar Prasad遭到調換，其屢次動用國家安全、社會倫理道德大棒，要求國外互聯網企業服從印度國內法律，是莫迪政府打壓國際互聯網巨頭的主要干將。外界認為，Ravi未能在疫情期間及時有效管控社交媒體而被黨內人員攻擊，所以在此次內閣調整中被換掉。

最后，莫迪政府面臨國內選舉關鍵期，新的財政擴張計劃進一步加大財政部壓力。早在2019年莫迪取得連任時，莫迪政府就計劃出臺一系列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以帶動就業。不過巧合的是，之后兩個年度的財政預算都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擾亂。印國內經濟一落千丈，財稅收入大減，政府還需要更多的財政投入以維持社會運行。如，2020-21財年的實際稅入比2019-20財年減少5.5%，但財政支出增加了28.4%，實際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從3.3%增長到7.5%。而2021-22財年預算赤字占GDP的比例雖然有所降低，不過依舊高達6.8%。

在去年第二波疫情消退后，莫迪政府意圖推動新一波基建財政支出計劃。2021年6月份，北方邦印人黨政府計劃在未來幾月內投資800多億盧比建設幾個大型紡織園區，吸納數十萬人就業。莫迪在12月的瓦拉納西之行中，打出“良治”旗號，要求印人黨控制的縣實施“一縣一產業”發展計劃。

又如，今年1月5號爆發“總理被堵”事件，莫迪原本計劃在演講中宣布投資4000多億盧比用于發展當地基礎設施建設，不過此計劃卻因農民抗議堵路事件而作罷。

三、柿子專挑軟的捏？

這次事件遠非簡單的稅務稽查范疇，而更像一起政治事件。印度政客在利用這些矛盾為己謀利時，中國作為受害者卻似乎未能建立一套適宜的應對機制，這無疑助長印度人搞小動作的氣焰。可以說，既有印度國內矛盾激化的內生因素，又有中國未能及時止損帶來的外生因素。這一點在2020年封禁中國APP事件中表現的極為明顯。

2020年3月底，印度開始封城，經濟一落千丈，越來越多的民眾將矛頭指向莫迪政府。4月，印國內開始掀起“卸載中國APP”、“抵制中國制造”等反華浪潮。加勒萬河谷事件后，印度國內反華情緒非常高漲。2020年6月17日，也就是加勒萬河谷事件爆發后第三天，印度情報部門就主張封禁52個中國APP。2020年6月29日，印度IT部發出封禁59個中國APP后，印度國內輿論為之歡騰。

但從結果上看，中國方面似乎并沒有做出有效反制，這反而給印度人更多反華底氣，甚至產生“中資企業可以隨便拿捏的軟柿子”的錯覺。隨后，莫迪政府又在2020年的9月2號封禁118個中國APP，11月24號又封禁43個中國APP。如果說，第一次封禁事件是偶然，那么之后的兩次封禁事件就是未能強硬反擊、及時止損的必然。

印度國內政治經濟情況并不樂觀，在一系列的壓力傳導機制下，首先被打擊的往往是那些應對能力最差的主體。現如今，中國在印度國內的負面形象逐漸固化，已成為印度社會輿論中“疫情傳播者”“軍事侵略者”“經濟殖民者”“政治顛覆者”“外交帝國主義者”。不少政客以宣傳反華口號為榮，以在行動上對抗中國積累政治資本。

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一些問題上往往選擇息事寧人，這就忽視了“和平是博弈的結果，而不是手段”的道理。對于傳統友好國家，我們或許可以這么做，但對于印度這種有一定承接中國制造業潛力，且國內社會存在較強反華共識的國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維，既是對潛在競爭對手的綏靖，又是對彼方采取進一步敵對行為的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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