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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與多樣性并存
 
1979年以來的30年間，整個世界經歷了巨大而深刻的政治變化。由于過去的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發展的時期，又是中國歷史上與外部世界聯系最為緊密的時期，研究這30年世界政治的變化，對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義和學術意義。

中國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同層面的、日益增加的復雜互動關系。30年前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進程，意味著它對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緣戰略格局中實際及預期地位的調整，意味著它對西方精神、價值觀和社會經濟制度的再評價，也意味著它在觀念和制度領域的重新選擇。一方面，作為人口占世界 1/5的大國，中國國內的變化本身就改變著世界政治，同時又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產生了不同形式的影響；另一方面，回顧30年來的世界政治，特別是美國、歐洲、蘇聯/ 俄羅斯、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變化，都以各種方式牽動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依歷史順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義的興起，東亞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劇變，蘇聯、南斯拉夫及其他一些地區的民族分離和國家解體，所謂的“三股惡勢力”(分裂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在中亞等地區的猖獗，高加索和東歐中亞等國家的“顏色革命”，以及古巴、朝鮮等國對本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執著堅持，對中國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沖擊，又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預見，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動關系將進一步增強。

本文所指的“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內部政治而非“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的概念，更多涉及的是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國際戰略格局和國際機制，如冷戰及其結局、海灣戰爭、核不擴散機制等。國際政治事件與國際格局變化與世界政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互關聯，但國際關系本身不是本文的主要關注點。

過去30年的世界政治發展軌跡可以大致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經濟市場化是世界政治變化的基本趨勢，以至于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歷史已經“終結”；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場化受到新的考驗和質疑。那些已經采納了自由民主制的國家不得不通過艱難地探索民主的 “本地化”以鞏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經作為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市場化意識形態基礎的新自由主義不斷遭到質疑。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公共社會①(civil society)迅速發展，非傳統安全問題(環境、能源、糧食、公共衛生等等)凸顯，宗教與民族問題政治化，以及各種極端主義的興起，都對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并且重新定義著世界政治的內涵。30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但在這個時間段內，世界歷史似乎已經實現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完成了某種形式的“輪回”，雖然絕非降落在原點上。它不僅體現了世界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向，也體現了各國政治結構與政治過程的復雜性和多面性，甚至可以說，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樣化過程才剛剛開始。總之，與冷戰時期相比，世界政治變得更為多姿多彩、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變得更為不確定。

30 年世界政治的變化，表現在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政治制度、結構和過程領域、社會經濟政策領域，以及民族和宗教領域等等。雖然世界各國的歷史傳統、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制度差異很大，但通過深入細致的研究可以發現，在這段時間內，各國和各地區的政治變遷又表現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趨同性。通過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在這30年中政治發展過程的系統分析，總結世界政治發展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可以幫助澄清一些以往可能產生的錯覺，對政治生活的內在規律獲得更為深入的理解，更有把握地預測世界政治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此基礎上提出適當的應對之策。

一、政治思想、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

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西方國家過去30年的一個基本趨勢是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這一趨勢與西方社會的進一步自由化同步，表現為各種亞文化群體大量出現，社會寬容度擴大、少數民族和族裔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受到尊重，等等。美國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認為，在主要的西方國家，公民的基本價值體系中，對生態環境、人權，以及戰爭與和平這類所謂的后物質主義價值的關注正在替代原來對與階級問題相關的物質主義價值的關注，他因此相應的把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時代稱為“后物質主義”時代。②與之相適應，建立在階級分野基礎上的、以左右對峙為基本特征的傳統政治格局也開始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方向轉變。

當前，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或者說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文化政策的指導原則，西方社會正變成一種在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方面“多元異質”的社會。這一指導思想的出現，與西方社會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的多樣化相適應。幾十年來，為數眾多的新移民從拉美和亞洲涌入美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亞裔人口快速增加，來自北非、中東(特別是土耳其)、東南歐的大批移民進入西歐。此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的出生率大大高于北美、西歐的白人。這種社會變遷不但改變了發達國家的人口結構，也將同西方傳統不同的宗教、文化、價值觀帶入發達社會。如果西方國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寬容以至吸納來自異質社會的文化價值觀，西方社會就會出現更大的分裂以至動亂，西方政治思想也將喪失其生命力和主導地位。

正是在此意義上，美國總統克林頓于1997年表示：“如果能夠證明我們可以在歐洲文化不占支配地位的狀況下生活，那么這就將成為美國的第三次偉大革命”。非洲裔的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美國總統，而且是以帶有自由思想色彩的民主黨人的面貌登上歷史舞臺，這可以被視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文化價值觀念向多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觀察到一種思想和文化意識形態多元化的進程。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在客觀上推動了思想和價值自由的追求，雖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這種追求只能體現為受到批判和壓制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1975年7—8月蘇聯和東歐7國簽署《赫爾辛基最后決議》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此后，基本上只能存在于地下狀態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首先在一些東歐國家公開化，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繼而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呼聲。

1985年以后，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正式提出“改革”和“公開性”的口號，全面放棄黨和國家對思想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此舉極大地推動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多元化進程。雖然改革者的初衷是讓社會主義思想觀念在與其他思想的自由競爭中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但思想自由和多元化的進程在蘇聯東歐國家一旦開始，便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進一步加速了這些國家的政治自由化，最終匯集成導致蘇東劇變的巨大力量。

在思想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當前前蘇聯與東歐地區已經基本上認同于西方國家。西方一些主要的亞文化與反文化現象，在這里都可以找到它們的對應物。自由主義在這一地區大有“一統天下”之勢。俄羅斯的自由主義思潮在1990年代占了上風。雖然到21世紀初，要求恢復俄羅斯國家傳統和民族心理的“本土主義” 抬頭，強國意識復蘇，社會主義思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更加多元化，但是，維護民主和人權，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新聞自由的意識，已經在俄羅斯和東歐地區扎根。

值得注意的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段時間內思想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另一種類型的“多樣化”。曾經被冷戰結構所分裂的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從20 世紀70年代起，其思想和文化意識形態逐漸開始擺脫機械、僵化地皈依某種教條的狀態。無論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教條，還是西方式的自由主義教條，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揚棄，而各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重新在國家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認乃至推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趨勢與西方國家內部出現的“文化多元主義”具有其一致性，甚至也可以說得到了后者的促進與推動。但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民族文化的復興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又表現出某種張力。換言之，非西方國家出現的文化多元現象并不必然與西方主流的價值觀念相一致，甚至可能與后者相沖突。這一點在伊斯蘭國家有明顯的體現。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具有某種象征性的意義。它不僅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標志著傳統的伊斯蘭文化對西方世俗主義、物質主義文化的反叛。以此為起點，眾多的伊斯蘭國家進入了一次“再伊斯蘭化”的過程。這意味著另一種意義上的“自由化”，即非西方國家在思想和文化領域擺脫西方主導的“自由化”，但這種“自由化”所指的方向，恰恰挑戰著西方版本的自由主義與自由秩序。

因此，世界范圍內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自由化既不意味著“同質化”，也不可能無條件地保證各種思想文化因素的和睦共處，更不能說自由化本身就意味著發展與進步。在西方國家，由自由主義所推進的文化多元主義在保護少數民族和各種亞文化群體的權益方面固然取得了不少實質性的成果，進一步增加了社會的自由度與寬容度，③但由此導致的價值和文化相對主義以及極端的個人主義，也開始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正如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國的自由主義者“為婦女、非洲裔美國人和男女同性戀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不是愛國主義的……他們否定國家認同，否定民族自豪感。”④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文化多元主義實質上具有反民主的傾向，它因對各種少數群體的保護而背離了作為民主政體基本原則的多數主義，進而把國家分裂為一個由各種少數構成的社會。這些群體分別遵循各自的信念與偏好，最終將把國家推向分裂。⑤

德國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也強調指出：文化多元主義具有自我封閉的特征，它會極大地壓縮政治公共空間，同時無助于解決社會中大量存在的矛盾與沖突。特別是在美國，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受到幾乎是無條件的保護和尊重，由此形成林林總總的“政治正確”標準，并且在實際上造成大量公共言論的禁區，政治行動的可能性與政治生活的想象力大受限制。美國政治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針對這一現象指出：“民主政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長時期內維持一種因在道德問題上不著邊際而形成的溫文爾雅的假象，……當政治論辯失去道德色彩的時候，一種要求公共生活具有更廣泛意義的壓力就會以人們意料之外的方式表達出來。道德上的多數與基督教右派會以狹隘的、不寬容的道德主義覆蓋荒蕪的公共空間，自由主義退出的領域也會被原教旨主義侵占。”⑥

秉承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思想傳統的新保守主義者認為，這種思想和文化領域過度自由的傾向導致了人們道德水準與公共精神的嚴重下降，文化多元主義已經蛻變為文化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西方社會面臨著失去其主流的核心價值規范的危險，而自由主義也將喪失其“絕對的基礎”；⑦另有保守主義者不無根據地擔心，無限制的自由化與價值觀念的相對化，將威脅到一個民族的國家認同和政治忠誠。美國已故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甚至因此提出了“我們是誰？”的疑問。⑧

事實上，面對無限制的自由主義可能導致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西方一些即使態度不那么極端的人士也深感憂慮，他們熱切希望能夠找到一種新的思想文化戰略，以實現思想文化自由與共享價值觀念的結合。這方面代表性的理論，包括交往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新共和主義(new republicanism)和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等等。在美國，一方面是價值和文化的多元主義不斷取得進展，另一方面卻是從里根到兩位布什政府，保守主義在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取得越來越大的影響。美國政治因這兩種傾向的沖突與角力而在某種意義上保持了總體的平衡，但也并非不具有“失衡”的危險性。可以肯定的是，奧巴馬的當政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這種角逐，甚至也不能排除這兩種政治原則在未來的某個時候發生激烈沖突的可能。⑨這意味著，當自由主義在西方甚至世界的大多數地區大獲全勝的時候，它的內在缺陷也已經異常清晰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第三條道路”則是在過去十來年中出現的調和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價值的理論與實踐。在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于1998年出版了《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一書，并且成為布萊爾工黨政府的執政綱領。之所以需要探索“第三條道路”，是因為一方面人們已經意識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后福特生產方式的普遍采用、信息時代的來臨、經濟全球化等等)，西方國家傳統的社會經濟政策模式已經不可能繼續維持，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福利國家與政治民主在歷史上形成的結合，這一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整合了國民國家⑩并使其合法化的模式已經注定要崩潰了”； (11)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對基本的社會公正及人的價值的否認也為人們所不取。

“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就是希望在新自由主義和傳統的福利國家主張的一系列相互對立的價值之間尋找某種折衷的可能性。具體來說，它主張兼顧個人和群體的價值即實現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的統一，在個人自主、個人責任與社會公正之間尋求某種新的平衡，同時強調超越單純的政治黨派劃分與對立、注重從官僚式的政府集中管理向多層次治理的轉變，提倡靈活、高效、民主的政治體制，追求更為公平有效的、多元化的社會福利體系，等等。

“第三條道路”的提法很快就流行于歐美各國，并且得到積極反響。在探索“第三條道路”方面，荷蘭與丹麥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例子，另外美國的克林頓政府也被視為這一理論的追隨者。(12)但是，對“第三條道路”的批判也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認為它不過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新自由主義。在資本與民眾之間，它明顯地傾向于前者，因而最終仍將屈從于資本的壓力而不可能真正體現廣大民眾的利益。有人甚至認為，“第三條道路的領導人確實要求商界和權力機構做出負責任的行動，他們借口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但是，他們從沒有像要求勞工、貧困以及弱勢階層那樣苛刻地要求商界人士。”其結果是，“在追求貿易優勢的過程中，環境保護、消費者利益和勞動力標準都已完全不是布萊爾、克林頓的決策范圍。” (13)

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不僅僅存在于西方國家。從葉利欽執政后期開始，俄羅斯就逐漸與自由主義拉開距離，其他轉型中的東歐國家也越來越多地對自由主義進行反思，至于其他國家和地區本土文化與思想因素的復興現象也應作如是觀。事實上，民主化和自由化本身就促進了非西方國家本土文化的發展。總的來說可以認為，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又導致了全球性的地方化(glocalization)(14)以及不同文化因素的直接接觸與沖撞，以至于亨廷頓在一些人歡呼“意識形態的終結”時警告人們要正視“文明”沖突的可能性。當然，亨廷頓的錯誤在于，他過于簡單地把以宗教界定的 “文明”視為一種同質而封閉的整體。事實上，在每一種文明內部都可以發現相互沖突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素；反過來，每一種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素都可以在所有的“文明”中找到它們的支持者。

簡言之，在過去30年的思想文化領域，全球范圍的意識形態沖突遠未終結。但是，這種沖突的內涵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俄國十月革命到冷戰結束的70多年里，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列寧主義同自由主義的對立是意識形態沖突的主線，并且分別由蘇聯和美國所代表。隨著蘇聯的衰落與最終解體，隨著全球化迅猛發展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個人自由、個人權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觀念深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全球意義上，自由化與多元化的對立面不再是以國家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專制，而是以軟性的社會凝聚力、社會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宗教認同等等為核心價值的思想。實現個人價值與維護社會穩定、共識和團結之間的緊張，也就是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在每一個國家都頑強地表現出來。這一意識形態矛盾的性質，決定了對立雙方都無法建立有類似冷戰時期兩大陣營那樣具有代表性的、強有力的跨國組織。同時，國家作為意識形態或宗教符號的現象，也正在退出歷史舞臺。

二、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自由化及其界限

1979年和1980年，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分別開始主政英國和美國。他們的上臺，標志著西方國家戰后建立在凱恩斯經濟學基礎上的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時代的結束，以及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為社會經濟政策指導原則的時代的開始。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在國家全面管理和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現代社會對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回歸，它既是一種經濟理論，也是一種社會政治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是造成西方國家經濟停滯、社會喪失活力及政治官僚化等弊端的根源，主張國家應該盡可能地約束自己的職能范圍，讓自由市場充分發揮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協調作用，并且刺激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與主動精神。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基本內容是非國有化、減少國家的經濟干預(由財政政策轉為貨幣政策)、減少稅收、削減社會福利等。其中，私有化和減稅兩個方面的“成果”尤為明顯。在英國，有45家大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從業人數占英國國有企業從業人數的2/3，而在稅收方面，基礎稅率和最高稅率分別從33％和83％下調到25％和40％；(15)在美國，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分別從50％和46％被消減到28％和34％，同時政府的財政支出也逐年下降。(16)放松金融監管，也是從撒切爾和里根時代開始的。其他西方國家緊隨英美之后。同時，為了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西方國家普遍對有組織的勞工運動采取了高壓措施。

基于對本國體制弊端的反思，隨著對外部世界的逐步開放，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幾乎與西方國家同步，也先后開始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改革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活力盡失，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但是，絕大多數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如中國那么成功。它們的改革并未取得預期的成果，基本失敗的經濟改革和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反過來又迫使這些國家走上更為激進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道路，并且最終導致了政治制度的巨變。蘇東解體之后，這些國家成為新自由主義(或曰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試驗場。它們普遍采用被稱為“休克療法”的經濟轉軌方式，即以最快的速度放開價格、推行私有化、開放資本和金融市場，以及實行貿易自由化等。客觀上說，針對原蘇聯東歐積重難返、各種復雜關系十分難以理順的經濟形勢，“休克療法”并非毫無作用，至少是迅速穩定了各國的經濟形勢，特別是遏止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轉變為自由市場經濟。但是，這一成就的巨大代價是原蘇聯和東歐國家無一幸免地陷入了一場持續時間長短不一的經濟衰退，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貧富分化與貧困化。

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受到新自由主義不同程度的沖擊，其中以拉丁美洲尤為突出。拉美各國先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力推行經濟開放，特別是資本自由化，因而很快陷入了巨額的債務危機。為克服危機，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美洲開發銀行和其他一些機構共同提出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指導拉美經濟改革。“華盛頓共識”要求拉美國家進一步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推動金融和貿易自由化、削減公共福利開支、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并以此作為向它們提供金融和貨幣方面支持的條件。不幸的是，“華盛頓共識” 在拉丁美洲國家的實踐結果基本上是災難性的。由于各相關政策嚴重削弱了拉美各國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控制能力，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形勢迅速失控，經濟停滯與大眾的貧困化之間形成了一種危險的惡性循環：經濟停滯導致貧困的普遍化、貧困化致使國內市場萎縮、市場萎縮推動經濟結構畸形發展、畸形的經濟結構又進一步加劇貧困化。

非洲的經歷與拉美有相似之處。從20世紀70-80年代開始，一些非洲國家也陸續展開了私有化進程，并且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基于“華盛頓共識”的“結構調整政策”(SAPs)。雖然對這一政策調整的成果尚有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它的實施基本上是失敗的。一方面，上述政策導致了非洲接受的直接投資減少，從而使其經濟發展失去了最重要的資金支持。僅在1994-1995年間投往非洲的直接投資就下降了27％，實際投資總額僅為21億美元，即世界投資總數的3％。(17)另一方面，該項政策把非洲國家現有的資源導向生產用以償還債務的出口產品，特別是原料與經濟作物，其結果是迅速惡化了非洲的自然和資源環境，導致非洲經濟畸形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出口額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0％，遠高于經合組織成員國的19％，但這些國家并沒有因此而走向富足。(18)因此，也有人把這一“結構調整政策”稱為“反人民的、甚至是滅絕性的”政策。(19) 一個基本事實是，非洲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困化最集中的地區。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的《人類發展報告》統計，世界上最貧困的 50個國家全部集中在非洲。(20)

從總體上看，在新自由主義推動下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化，是延續至今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基礎；反過來說，經濟全球化的制度體現就是全球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化。(21)一方面，隨著冷戰的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東西方對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分割被打破；另一方面，世界各國或主動、或被動地向資本和市場不同程度地讓出了諸多原先由政府控制的領域，各種關稅和貿易壁壘被打破，國與國之間商品與貨幣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自由度和各國貿易依存度不斷增加。作為其結果，國際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整個世界經濟開始融為一體。因此，雖然不能否認交通與通訊技術在過去幾十年的飛躍發展為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仍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推動經濟全球化方面，新自由主義“功不可沒”。

盡管在過去30年的大多數時間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表現出凌厲的進攻態勢，但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時至今日，完全可以說這種政策已經走過了它的黃金時期，政治與經濟關系中的固有邏輯再次頑強地表現出來。首先，西方國家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發源地，曾經不遺余力地向全世界輸出這種社會經濟政策，但就在這些國家，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也從來沒有不帶折扣地完全貫徹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特別是在社會政策方面，雖然西方各國一再宣稱要削減福利，但實際上很多國家的相關支出基本上還是穩中有升。(22)另外，面對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西方各國也沒有對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撒手不管。在美國，所謂“戰略貿易學派”的學者就為政府的經濟干預職能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凱恩斯主義的理由，即塑造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克林頓政府時期，這一學派的學者大量進入聯邦政府，使他們的政策主張成為政治實踐。1993年，克林頓政府公開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發展計劃，并且在此后通過了旨在推動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的《電信法》。在此期間，美國政府為推動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共投入了760億美元發展制造技術、高速計算機和通信設備、原材料和加工技術，以及生物工程和基礎科學六大項目。政府在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開發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奠定了美國在這些領域的絕對優勢。有一種觀點甚至認為，正因為從20世紀 90年代開始推行這種“軍事凱恩斯主義”政策，美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形勢才再度得以改善，而國家的財政能力也才能在90年代中期得到進一步加強。(23) 美國的此類做法很快得到其他西方國家的效仿，這表明，“在不斷擴展的國際化與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各種形式的干預，在許多關鍵的產業和經濟發展領域都是一種廣泛而持久的現象”。(24)

在日本，1982年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也舉起了與“撒切爾主義”、“里根主義”類似的旗幟，即中曾根所稱的“新保守主義”。在經濟上，中曾根時期把變革政府功能、提高效率和應變性、減少財政支出作為改革方向，以“小政府、大社會”為目標，通過市場機制，激發企業和民間活力，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曾根執政期間已開始著手緩和各種行政規制，擴大民間機構的活動范圍，推進市場自由化和國營企事業的民營化。民營化改造的成功，是中曾根改革取得的一大重要成果。但是，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并不主張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競爭，而是強調借助國家權力和法律的力量建立有序的市場。而且從根本上說，日本式的福利模式是以使全體國民共同努力實現現代化為目標，以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和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等方式來體現的，中曾根及其后續者以“小政府”為目標的改革是否能夠真正顛覆這種模式，還在未定之數。

至于前蘇聯和東歐等轉型國家，在經歷“休克療法”的陣痛之后，人們紛紛開始對“市場原教旨主義”進行批判和反思。俄羅斯在普京時代重新恢復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有效控制，政府特別是在加強法制建設、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障社會公正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東歐的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也開始意識到，國家大規模地放棄其必須履行的職能，是導致東歐經濟普遍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凱恩斯主義在這一地區又重新受到越來越多的青睞。與此同時，拉丁美洲的學者們在總結20世紀末金融危機和經濟衰落帶來的教訓時也認識到：“這些年的經驗表明，發展是國家行動與市場、保護與自由貿易相結合的結果，而這種結合是以靈活的方式解決的。”“拉丁美洲的前一個階段表明，國家不能也不應當取代市場。近些年的經濟改革進程告訴我們，市場不是萬能的。……只有當市場經濟釋放出的增長推動力受到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活動支持和矯正，而國家又自覺地去造就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平衡及環境或地區間的平衡時，發展才是可能的。”(25)

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化帶來的經濟危機之后，拉丁美洲國家通過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種所謂的“新結構主義”經濟理論。“新結構主義”的要點是：第一，必須有選擇地把本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但前提是通過設計出色的產業政策創造競爭優勢，內容包括發展高附加值的產業、提高經濟的知識基礎和國家的技術能力等；第二，承認市場的力量、私人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的作用，但必須由政府去管理市場；第三，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必須對社會公正和減少貧困問題予以更大的關注并且采取具體行動；第四，轉向世界市場應該立足于 “內部發展”的戰略；第五，通過有選擇的自由化、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和出口導向的產業和增長政策等手段在世界市場某些關鍵性生產領域取得競爭性優勢，等等。(26)

綜上所述，在對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問題的認識上，世界各國都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自由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已經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得到普遍承認，但同時相信“市場萬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已經被人們所拋棄，新自由主義理論已經盛極而衰。美國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斯蒂格里茲曾經針對該組織在非洲推行的“結構調整政策”總結道：該政策之所以歸于失敗，原因就在于它“錯誤地假設(在放松管制之后)市場會迅速滿足各種需要，但問題在于，政府的許多行為恰恰來自于市場并不能提供一些基本服務這個起碼的事實。”(27)

至于在社會政策領域，新自由主義最受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它導致了整個世界范圍內及每一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而這一點既與各國內部社會政治矛盾的激化及國際范圍內各種極端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也為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從世界范圍的貧富分化來看，如果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把全世界所有國家分為5等份，那么最富有的一組與最貧困的一組之間的差距，1987年是57倍，1997年已經擴大為92倍。如果從貧富兩個極端的情況來看，則 1960年世界5％最富有人口所在國的年收入總額是世界5％最貧困人口所在國年收入總額的30倍，到1997年，這一比率迅速攀升到74倍。(28)另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2000年《人類發展報告》，世界上最富的國家與最窮的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在1820年是3比1，1950年是35比1，1973年是 44比1，到1992年就上升到72比1。(29)

許多國家內部的貧富分化同樣引人注目。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貧富分化最嚴重的恰恰是倡導新自由主義最積極的美國。據統計，這個國家5％最富裕人口和5％最貧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差距，在1947-1973年之間已經有所減少，但是在1973-1996年之間卻又增加了50％以上。(30)根據1991年的統計，美國人口中最富裕的10％已經擁有全國總資產的83.2％。(31)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大約有38％的財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家庭手中，而底層的80％的家庭則只擁有財富的17％。(32)英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從1975年到1985年，英國完全失業的家庭比例從6.5％上升到16.4％，到1994年又進一步上升到19.1％，隨之而來的是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明顯惡化，經濟不平等大大增加。從1977年至今，英國實際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1/2的階層的人數已經增加了3倍；而在1984-1985年間，最富有的1/5的人口的稅后收入達到了國民總收入的 43％，是戰后的最高水平。(33)

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國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更為嚴重。巴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20世紀 90年代初期，巴西人口中最富裕的5％和最貧困的5％的收入的差距已經達到26倍。(34)至于在那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自由化同樣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在俄羅斯，從1990年到1997年，人口中最富有的5％的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從32.7％上升到46.7％，而同期人口中最貧困的5％的收入比例則從9.8％下降到6.2％。(35)這種趨勢在絕大多數東歐國家及前蘇聯各共和國也有明顯的體現。

需要注意的是，不論在哪一類國家，貧富分化的加劇不僅僅意味著貧困者收入的減少，同時也意味著他們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及社會處境的全面下降。可以想見的是，這又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大量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從而最終破壞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基礎。已經有人提出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貧富分化才是此次遍及世界的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36)這一看法值得認真考慮。至于當今世界上日益嚴重的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與貧富分化之間的相關性，也已經得到眾多研究的證明。

20 世紀末的東亞金融危機，使人們再次深刻地認識到不受國家監管的市場經濟巨大的破壞力量。(37)隨后，比一切理論爭辯都更具說服力的是，2008年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到來之際，從西方國家開始，各國都不約而同地把政府當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而各國政府也都毫不猶豫地為“救市”迅速行動起來。在這方面，作為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做得毫不遜色。面對全球性的危機形勢，以及政府在緩解和克服這種局勢中勢必承擔的責任，新自由主義的反對者重新找回了他們的自信。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危機來臨之際就高調評價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認為人們應該從危機中吸取教訓，甚至應該把德國模式奉為全世界的榜樣。這一觀點雖然不乏夸張，但仍然可以被視為一個確切無疑的信號，它表明在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問題上、進而在更宏觀的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人們的理解將再度發生方向性的變化。

當然需要看到的是，近十幾年來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上遭遇的巨大挫折和在理論上受到的嚴厲抨擊，并不意味著市場資本主義和私有制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從此失靈，政府在經濟生活中將重新占據主導地位，更不意味著世界范圍的“國進民退”將成為一股主要潮流。美國奧巴馬政府正試圖以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為突破口，促使美國經濟結構實現深刻轉型，使其自由市場制度向管理更為嚴格、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方向轉變。2009年9月14日，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奧巴馬發表演講時稱，“我永遠是自由市場力量的堅定信仰者。我相信商業和企業創造就業，而不是政府。我相信政府的角色不是貶低財富，而是擴大它的范圍；不是窒息市場，而是提供有助于市場活力的基本規則和杠桿。”(38)

概括起來，在過去的30年，新自由主義否定了國家過度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和缺乏活力的蘇聯模式，而后新自由主義盛極而衰，又遭到了世界經濟實踐的否定。但是，傳統模式的簡單回歸是沒有希望及可能的，而哪種理論和制度將取代新自由主義，尚無定見。可以預期的是，世界各個主要經濟體將“自謀出路”，根據自身傳統和條件，在市場動力和政府干預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各國也將努力游移于“開放市場”和“保護市場”之間，完全的保護主義與無節制的自由化同樣沒有出路。

三、政治民主化與制度多樣化

過去的30年，整個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化浪潮，這不僅指一大批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采納了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政體，而且就是西方國家本身，也經歷了一場“再民主化”的洗禮。

西方的“再民主化”或者如吉登斯所說的“民主的民主化”，體現為對其既有民主政治體制的完善和充實，具體內容包括選舉制的改革、議會制的完善、權力下放、機構精簡等等。另外，傳統民主制的一些缺陷和弊端也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因而出現了若干主張對競爭型代議民主制加以改進與創新的理論與實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運動包括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論和慎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39)論等等。

政治制度改革方面，英國分別于1999年和2000年在威爾士和英格蘭設立了地方議會，使其在廣泛的領域內獨立處理地方性事務，以實現權力下放。這一舉措不僅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有效地克服了國家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化，而且也為解決北愛爾蘭沖突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使北愛和平進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與此同時，布萊爾政府對英國的世襲君主制和上議院也進行了若干改革，廢除了英國王位的男性優先繼承權和上議院的貴族繼承制，特別是后一方面，被普遍認為是英國在實現公民政治平等方面的一個重大進步。

日本是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再民主化”的西方國家。在過去30年，日本告別了戰后形成的“五五體制”，政黨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并且明確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議題。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開始推行一系列旨在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擴大地方權力的“結構改革”，其內容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門的精簡和重組、實行“獨立行政法人制”，以及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限、強化地方自治等等。經過一系列改革，日本在克服官僚主導型的決策機制、政黨內部的派閥政治，以及自民黨一黨獨大等這個國家特有的政治問題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與制度改革相伴隨的是制度創新。在西方，過去30年間有越來越多的理論家與政治活動家意識到，傳統的競爭性多數決民主制具有其內在的不足。在這種體制之下，勝者全勝，負者全負，產生了兩方面的重大缺陷。第一，復雜的政治決策問題往往被簡化為相關政策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人數對比，即政治力量對比，結果導致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中缺乏理性與共識。第二，少數群體的利益，尤其是一些恒定的少數群體的利益往往被忽略、被犧牲，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乃至沖突，因為一旦那些恒定的少數群體意識到他們在多數決民主體制下注定只能成為犧牲品，他們就往往會做出退出相關政治過程或者政治共同體的選擇，政治和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正是為了克服傳統民主制中存在的上述缺陷，共識民主論和慎議民主論應運而生。

共識民主又稱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40)是針對奉行簡單多數決的所謂“多元主義”民主模式而提出的，強調政治決策必須建立在利益相關者的共識基礎之上。共識民主論總結并提煉了歐洲一些國家，比如荷蘭成功的經驗，標志著歐洲傳統的統合主義(cooperativism)模式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總體上看，與多數決民主相比，共識民主突出的優點就是其靈活性與包容性，因為這種民主形式更注重對不同利益與要求的協調而不是單純地根據數量上的多少進行政治博弈。共識民主在增進社會團結、降低政治成本方面的積極作用得到學者們的高度評價：“大多數證據表明，共識體系中的輸家比多數主義體系中的輸家更認同政治體系及程序。民主越具有共識，失敗者越有可能對民主的功能作用感到滿意。”(41)

慎議民主則是一種近年來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實踐的民主理論，它強調政治決策更多地應該體現政治利益與政治觀念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而不是簡單的力量對比。慎議民主在西方國家的實驗具有兩個方面的積極意義：首先，它使政治決策更具開放性、也更加理性化；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普通民眾在傳統民主制之下因感覺到自己對決策無能為力而出現的政治冷漠，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層面上的“民主赤字”的問題。在美國，1981年由17個非政府組織發起成立了“國內政策協會”，1989年進一步發展為“國是論壇” (National Issue Forums，簡稱INF)。20年來，該組織舉辦了大量的全國性和地區性的公共政策討論，內容涉及家庭與子女教育、健康與社會福利、人權、移民、外交與對外政策、經濟、教育、能源與環境、政府與政治等方面，廣泛吸收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雖然該論壇并不以提出具體政策為宗旨，但它的活動在推動相關政策問題上理性的、開放的討論，以及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總的來說，共識民主與慎議民主都強調政治決策的開放性、參與性和達成共識的重要性；區別則在于，共識民主更注重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協商合作，而慎議民主更注重普通民眾的參與，以及不同政治觀念與立場的溝通與交流。當然，從實踐上看，無論是共識民主還是慎議民主都還處在實驗和探索階段。前者仍然主要局限于原本就具有統合主義傳統的北歐國家，如何在不具備這種傳統的其他國家推行還是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后者關注的焦點當前主要是對公共輿論的建構，雖然其最終結果會影響政府的政治決策，但仍然難以抵消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治過程的強大影響(特別是在美國)。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再民主化”是對傳統民主制的發展和完善的話，那么一大批非西方國家則剛剛開始其民主的制度建設過程，其中既包括前蘇聯東歐的轉型國家，也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來的一些軍人政權或者專制和獨裁國家。大致來說，隨著冷戰的結束及西方國家的大力推動，眾多的非西方國家在建立以多黨議會制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體方面并沒有遇到太大的障礙，有許多國家甚至是在“一夜之間”被民主化了，這被亨廷頓稱為民主的“第三波”。(42)但是，由于任何政治體制的生長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加之這些國家又普遍缺乏西方式民主的傳統、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條件，所以它們在鞏固民主制度及使民主本土化方面仍然面臨嚴峻的考驗。

在歷史上曾經嘗試過西式民主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民主制可以說已經基本上再度站穩腳跟，但其具體的制度體現仍然有待探索和完善。轉型期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和矛盾使這些國家普遍意識到，保證一種獨立于社會利益糾葛的強勢行政權的存在至關重要。因此，它們在制度上一般來說沒有可能考慮立法、行政、司法權力相互牽制的美國式總統制政府形式，也沒有可能考慮政府與議會中的多數同進退的英國式議會內閣制，而是選擇了一種介于議會內閣制與半總統制之間的制度，使總統既能夠獲得議會中多數黨的支持，又能夠作為不同政黨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調者與仲裁者。原蘇聯和東歐國家具體的政治過程往往也富于戲劇性，比如俄羅斯前任總統和現任總理普京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就是如此。

至于原蘇聯的五個中亞共和國，雖然在獨立之后都建立了三權分立的多黨制民主政體，但隨后出現的政治動蕩甚至武裝沖突迫使這些國家不得不在制度上進行調整，而一個基本的方向就是強化以總統為核心的行政機構獨立于立法和司法機構的地位，從而轉變為一種強勢的總統制。要有甚者，有兩個國家(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 的總統被賦予了“無限期行使總統職權”的終身總統地位。由此可見，雖然代議民主政體的根本原則乃是對國家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但在這些轉型國家，一種相反趨勢的存在似乎仍然具有其必然性；在某些情況下，政治強人往往發揮了超越制度之上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這些國家最終可能采用的具體的政治制度形式，目前還難以進行確切的判斷。

在伊斯蘭世界，20多年的民主化進程已經使民主制在當地大多數人的眼中成為最好的政治體制。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個伊斯蘭國家，其多黨選舉制都日臻成熟，其中印尼在擺脫蘇哈托統治后的總統直選尤為成功。不過，政治民主化在伊斯蘭國家中發展很不平衡。例如，中東國家民主化相對緩慢滯后，而伊朗盡管實現了總統直選，仍然是一個神權國家。

伊斯蘭國家存在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它們往往在認可民主化的同時反對西方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伊斯蘭教與西方的世俗主義與物質主義世界觀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沖突。事實上，伊斯蘭國家在使民族和宗教傳統與自由民主制相結合方面已經做出一些獨特的探索，但其具體做法往往讓西方人充滿疑慮，而且也的確還不能說已經取得了成功。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設與政治過程。在伊斯蘭世界，一個看似無法走出的困境在于：任何政府如果意欲強行世俗化即對伊斯蘭主義采取壓制政策，那么它就不僅在理念上與其自由取向相矛盾，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不走向威權化的道路，從而與民主原則漸行漸遠；而如果它試圖與伊斯蘭主義結盟，那么從西方通行的意義上說它就根本不可能是一個真正“自由的”、世俗的政府。換言之，一個民主的、世俗化的政府與伊斯蘭宗教傳統能否并行不悖，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問題。但也有觀點認為，許多西方研究者斷言伊斯蘭教同現代民主不相容，現已被事實證明是一種錯誤的結論。(43)看起來，在伊斯蘭世界政治發展的問題上，無論是伊斯蘭國家，還是外部世界，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寬容與更多的創造性，也許更需要某種嶄新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智慧。

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已在形式上實現了多黨民主制。在亞洲和非洲，民主化同樣獲得了重大進展。在東亞和東南亞，繼韓國的民主化之后，原來的威權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和泰國相繼建立了多黨制民主政體，長期一黨執政的新加坡也出現了多黨選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大部分走上了民主化之路，南部非洲國家則都已經成為憲法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另一方面，在這些地區，民主的實際運作仍然問題重重。在亞洲，“第三波”中出現的民主國家基本上還沒有完全擺脫政治動蕩的困擾，一種法律至上、相互寬容的民主政治文化尚未形成；而在非洲，由于家庭、村落和族群仍然是人們生活的重心、忠誠的對象及基本的政治單元，國民國家的建設仍未徹底完成，因而民主或者往往成為削弱了政府行動能力的政治斗爭的工具，或者干脆蛻變為一種選舉游戲。(44)另外，類似中亞轉型國家的強人政治現象，同樣也出現在眾多的非洲國家。

總的來說，與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相比，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化進程遠未完成。但這里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注意。第一，不能以西式民主制作為衡量非西方國家民主化程度的標準，一種“普遍同質的國家”(45)并不值得追求，也不可能獲得實現，因為實際上就是西方各國之間，民主的制度表現也各有不同，而且其民主制的完善過程至今也尚未終結。第二，非西方國家一些傳統文化的因素固然妨礙了這些國家向西式民主制靠攏的過程，但另一方面，這些本土因素也有可能成為新制度的生長點，這種可能性尤其需要得到各相關國家的政治家與學者們的高度重視。比如李普哈特就認為，與西方各民族相比，亞洲與非洲的人民天生就具有深思熟慮、追求共識的傾向。在非洲國家，各部落的決策往往都要經過集體討論，并且在協商的基礎上達成，因此可以說共識民主制在亞洲和非洲國家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基礎。換言之，非西方世界追求共識的政治文化既可被視為反對多數決民主制的保守勢力，但同時又意味著這些國家能夠提供一塊培育共識民主制的沃土。(46)因此，關鍵問題就在于如何尋找一種能夠超越西方中心論的對政治民主的理解，這將是非西方國家成功實現民主本土化的基本前提。這個探索必將是一個痛苦的、但同時又令人充滿期冀的過程。

四、新社會運動和公共社會的興起

新社會運動的興起，亦是過去30年世界政治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所謂新社會運動，指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于西方國家的環境保護主義、和平主義、女性主義、人權運動，以及旨在爭取少數民族的權利、保護同性戀者權利的運動等等。新社會運動具有兩個方面的基本特點：首先，它超越了階級界限和傳統上左與右的劃分；其次，它追求的主要是非物質性的利益，因此它的興起也被視為西方進入“后物質主義時代”的一個標志。新社會運動對傳統的政治結構和政治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某些新社會運動，如主張環境保護主義的綠黨已經融入原有的政治格局，并主動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成立于1980年的德國綠黨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在1998-2002年與社會民主黨一同組成了聯合政府。至于新社會運動的一些基本追求，比如環境保護、女性主義和人權運動等等，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已經成為各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從政治上說，雖然新社會運動的活動方式類似于壓力集團，但又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它們從一開始就超越了國民國家的框架，往往成為國際性的現象，并且成為全球化進程中非常令人矚目的一個側面。

其次是公共社會及其理論的發展。20世紀70-80年代在西方再次出現公共社會研究的熱潮，(47)其直接誘因則是西方對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反政府組織、特別是波蘭的團結工會的關注。因此，這一時期關于公共社會的理論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強調公共社會與市場經濟的天然聯系；第二，強調公共社會與國家權力的對立，甚至強調公共社會的發展對極權國家的瓦解作用以及對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礎作用。但有意思的是，這種關注很快就轉移到西方國家內部，原因是不少人認為，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普遍出現了公共社會的衰落，這既來自于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建設導致公民對國家的過度依賴，也來自于新的生產方式(后福特主義)和新的社會交往方式使人與人之間的直接聯系越來越疏遠，還來自于新自由主義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比如過度的市場化與社會分化和原子化等等。當然，除去這些直接而具體的因素之外，從根本上說，自由主義本身就拒斥一種積極的、內容廣泛的公共生活。對這一政治理論在政治與公共道德方面的缺陷，桑德爾有一段比較中肯的評論：“自由主義通過把自我置于政治之外、把個人變為信仰的目標而非(政治生活)持續關注的對象，使之成為政治的前提而非政治的不確定的成果。這么做固然避開了政治中的悲傷，但同時也錯失了政治最激動人心的潛力。它忽視了這樣一種危險，即在政治墮落的時候，導致的不僅是個人的失落，而且是人性的淪喪；它同時也忘記了這樣的一種可能，即當政治清明之時，我們能夠共同發現作為獨立的個人永遠無法了解的善。”(48)

在這種情況下，一大批理論家和社會活動家致力于推動西方國家公共社會的發展，其中包括加拿大政治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man)，特別是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等等。哈貝馬斯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官僚制國家機構的膨脹都嚴重壓縮了公共社會的空間，從而使公民之間的關系原子化，使他們只能一方面聽任市場力量的擺布，另一方面消極地仰仗官僚國家的恩賜，其結果自然是市場力量得不到有效控制，官僚制國家機構的權力日益強化，公民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社會團結面臨威脅。哈貝馬斯提出的方案是重建和擴展社會公共空間，形成一種所謂的政治性公共權力即“交往權力”。(49)這是他著名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

20世紀末以后西方對公共社會問題的關注表現出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出于對市場的懷疑和對國家的懷疑，希望公共社會能夠同時超越或者說彌補這兩種機制的局限。美國政治學家科恩(Jean L Cohen)與安德魯·阿拉托(Andrew Arato)的理論典型地代表了這一新的傾向。他們強調，除傳統上對國家與市場的兩分之外，還必須承認公共社會作為一種獨立社會領域的存在與作用。這是對 20世紀70、80年代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兩分與對立的西方公共社會理論的矯正。由此產生的所謂“第三部門”的概念也具有同樣的內涵。

西方公共社會理論的復興與大批非政府組織(NGO)的出現與活動形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公共社會論者認為，在政府與市場“失靈”的情況下，非政府組織能夠有效地發揮社會整合與協調的功能，因此，積極扶持和促進非政府組織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發揮更為廣泛、更為主動的作用已經成為基本共識，各國政府包括一些主要的國際組織都將此視為一項主要的任務加以實施。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實際的政治過程中，新社會運動的興起與公共社會的發展不僅同步而行，而且從根本上說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具體體現在相當數量的非政府組織本身就是新社會運動的載體，或者說它們追求的就是“后物質主義”的目標，比如環境保護、和平主義、人權，以及普及基礎教育等等。

公共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不僅明顯改變了西方國家政治生活的形式和內容，而且也促使人們以不同的理論框架對這一新現象加以認識和把握，由此產生了所謂的“治理理論”。一般而言，研究者們傾向于認為“治理”(governance)是一個與“統治”或“政府” (government)相對的概念，如果后者指的是與國家權力結構(即廣義上的政府)相對應的政治活動的話，那么前者則是一種與“公共社會”相對應的現象和過程，是各個“公共社會”內部，以及不同的“公共社會”之間通過自發的、自愿的聯系產生的結果。

在治理理論的代表人物詹姆斯·N·羅西瑙(James N. Rosenau)看來，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全球化時代，公共社會的發展必然超出傳統的地域性政治組織、包括國民國家的范圍，(50)并且導致與之相區別的多重“權威空間”的產生。所謂的“權威空間”可以與國家邊界重合，也“可以不與固定的領土相連接。遵守的人群也許遍布整個世界，而彼此之間沒有任何法律關系”。(51)羅西瑙把當今這個由多重“權威空間”構成的世界稱為“碎片化的世界”。在這個“碎片化的世界上，層出不窮事件的發生或是貫穿、超越或是沿著長期建立的國家邊界，在此過程中，權威重構的方向向上為跨國或超國家組織，橫向為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向下為次國家集團。這是一個治理邏輯不必遵循等級制度的世界、在其中最遠的也是最近的，政治的時空向度被碎片化力量揉在一起，使得事件發生擺脫了任何直線性順序。今天的因果鏈條仿佛是碎片縫成的被單，依然把國家和政府置于首位的本體論不可能清晰地加以辨別。”(52)

在西方，有相當數量的機構和個人傾向于認為，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以及由眾多非政府組織參與的治理，不僅是解決西方國家“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問題的有效手段，更是克服非西方國家存在的各種政治弊端的重要途徑。世界銀行分別于1989年和1992年發表了題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從危機走向可持續發展》(53)和《治理與發展》的報告，后者特別強調指出，所謂治理，就是指各種各樣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組織、私人企業及社會運動“為了發展而在國際經濟與社會資源的管理中運用權力的方式”。(54)報告并且認為，治理包括兩個層次：一個是“技術領域”的，其目標是建立“發展的法律框架”和“培養能力”，其中包括實現法治、改進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等；第二個層面是支持和培養包括志愿性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團體在內的公共社會的發展，其基本途徑是提高這些組織和團體的責任心、合法性、透明度以及參政水平，最終目標則是把權力歸還給公共社會。

在各方面強有力的推動下，公共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迅速發展，或者說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迅速延伸到廣大的非西方國家，并且在相互之間形成了廣泛而復雜的網絡。至2008年，僅匈牙利一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就已經達到56694個，而聯合國“非洲問題特別顧問辦公室”于2004年修訂后的《非洲非政府組織名錄》(第3版)就收錄了3776個有較大影響的非洲非政府組織。應該說，公共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在非西方國家的發展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的確促進了這些國家的開放程度和民主化進程，并且推動了它們在人權、環保、教育、醫療衛生和濟貧等領域的發展；但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也有可能導致相關國家社會的不穩定乃至政治上的動蕩，這方面極端的例子就是1994年的盧旺達內亂。還有一個尤為突出的問題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往往把自己的組織和行為模式強加給非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而忽視甚至完全不尊重當地的社會習俗及社會聯系方式，因而實際效果往往不甚理想抑或適得其反。另外，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在活動中通常繞開非西方國家，尤其是那些被認為不民主、不自由的國家的政府，而直接與當地的非政府組織聯系，或者向它們提供各種支持和援助，從而又引發了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誤解、矛盾和問題，同時也妨礙了它們自身活動的開展。

五、民族、宗教與移民問題的政治化

近 30年來世界政治中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政治化與極端化。20世紀50和60年代是民族解放運動高潮期，在這段時間內，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殖民地化運動蓬勃發展，涌現了大批新獨立的國家。然而，民族獨立運動并沒有因為舊殖民帝國的瓦解而消亡。隨著東西方關系的緩和特別是冷戰的終結，民族運動的烈焰進一步燃向眾多的多民族國家。主權獨立國家的數量，從30年前的130多個增加到現在的190多個。新出現的60多個主權國家中，因民族宗教因素從原主權國家中獨立出來的占大多數。2002年，東帝汶正式脫離印度尼西亞統治，成為21世紀第一個新生的主權國家。

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過程中，民族問題始終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可以不夸張地說，民族矛盾的爆發加速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在冷戰結束的同時，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發生了分裂，而現在的俄羅斯和前南斯拉夫地區仍然為民族問題所困擾。如科索沃已經脫離塞爾維亞的實際控制，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地區于2008年在俄羅斯支持下分別宣布“獨立”，盡管僅有少數國家對它們的地位在外交上予以承認。

在民族運動的大潮面前，西方國家同樣不能幸免，表現為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比利時的佛萊芒人和瓦龍人問題、法國的科西嘉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問題，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問題等等。至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一些新興國民國家，民族矛盾更是頻繁爆發，甚至發展為激烈的暴力沖突，對相關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異常嚴峻的挑戰，其中最為典型的包括 1994年的盧旺達民族屠殺、1996年的車臣戰爭，以及2003年的達爾富爾問題等等。

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內，民族獨立與民族自決作為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進步力量，為世界政治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在殖民帝國早已壽終正寢，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又都是多民族國家的情況下，仍然沒有限制地追求民族獨立或者民族自決，就有可能不僅不能解決各民族之間的確實際存在的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導致大規模的政治動蕩。問題是，傳統的蘇聯模式，即所謂“通過民族繁榮走向民族融合”的模式已告失敗；而自由主義的模式，即把民族問題化約為人權問題的模式也未見成功。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