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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發現，2010年之后我們就開始減速了，現在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個減速是長期的、結構性的、是供給側的，不是因為金融危機，不是因為需求側不足，不是周期性因素。

我們來看看這和前面有什么關系，第一是發展階段變了，人口轉變到了一個新的階段，2010年之后勞動年齡人口就是負增長了，人口撫養比提高，同時也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傳統的增長源泉都發生了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之后下降，勞動年齡人口乘以勞動參與率，叫經濟活動人口，經濟活動人口稍微滯后一點，最近這些年也有了下降的過程。

這些都會影響資本回報率，特別是用資本替代勞動力的過程當中，會遇到邊際報酬遞減現象，影響勞動力供給。因為新增人口減少，人力資本存量的改善也就放慢了，勞動力轉移地相對充分了，盡管我們農村還有富余的勞動力，但是不像過去那么大規模了，因此資源重新配置、改善生產的空間，也就縮小了。

所有的這些因素你再把它放在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里面，就會發現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其實是下降的。我們過去推算，十二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從過去的10%降到了7.6%，后來證明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是7.8%，十三五時期，我們平均就降到了6.2%，這都是正常的，是發展階段決定的，你已經不再是二元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了。因此我們擔心我們的增長速度，但要看到的是，十三五時期我們的潛在能力增長是6.2%，這個增長速度是充分就業的增長，我們前幾年已經保持很高的速度，今年降到了6%，也完全符合潛在增長能力，就業仍然很充分，不會有很大的問題，這是我們進入一個新階段的表現。

從這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還是有挑戰的。第一是要認同我們進入到了劉易斯轉折時期，但是仍然處在這個時期，直到我們進入到所謂的新古典增長，都應該是在這個轉折時期。轉折時期遇到的兩個最大的問題，第一是像低垂的果子一樣舉手可得的經濟源泉不再有了，人力資本改善速度也慢了，百年樹人的效果就要體現出來了，培養人力資本需要花時間。資源重新配置這樣的改善生產率的途徑，空間也縮小了，因此不那么容易實現高增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轉向高質量發展，就是靠生產率的進步，推動經濟增長。

第二，我們的增長還要靠改革，挖掘傳統潛力也要靠改革，開發新的創新源泉也要改革。但是這個改革也遇到了一個問題，不像過去那樣是帕累托改進的，到處是機會，而且我改了這個東西就有利于一部分人，其他人也不受損，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今后的改革就更加艱難，會遇到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因此我們進入到了一個爬坡階段，高處不勝寒，越到高處，你前進的步伐就越艱難。

這些問題出現以后，我們面臨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去年的中國人均GDP達到了9971美元，離1.2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很近了，如果按照去年的增長速度來看，今年增長，明年再增長，大概明年年底就可以到1.2萬美元。這樣來看，好像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不再重要了，其實不是這樣的。

當一個國家到達了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進一步到達接近高收入門檻的地方，甚至略微跨過這個門檻，恰恰在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都減速了。同時，國家之間分化，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會有一些特殊的、艱難的任務，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前面所說的找到新的增長源泉很難，用改革促進新的增長源泉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這就是我們今天遇到的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要素驅動型的源泉不太可靠，不能支撐高速增長了，越來越需要轉向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第二，全要素生產率過去是靠比較容易的方式，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資源配置就帶來了很高很快的生產率提高，這些在未來會很少，越來越多地是要靠企業之間的重新配置。我仍然把全要素生產率看作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這個效率要在工業內部。第三，產業內部，企業之間進入、退出、生存、死亡，產生創造性的破壞，才可能提高生產率，而創造性的破壞是一個最難建立的機制。

總結一下我的演講，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看到每一種理論單獨解釋完整的事實，特別是這四個發展階段都不足夠。同時我們會很容易得到理論——西方的理論、已經發展出來的理論不適合解決中國的問題。當然我覺得這也不完全對，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現實狀況。因此，這個時期需要我們吸納不同理論的營養，去針對中國的更豐富多彩的現實，針對各個國家千差萬別的事實，這個時候需要我們做更多理論的提升、修訂、發展、集成、整合，這個工作做完了是什么？就是中國特色的、中國氣派的發展經濟學，這就是今天我講的主要內容，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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