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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過去的300多年時間里，印度作為世界上的第二號人口大國，在人口總量上一直緊追中國，因此，中國人口總量達峰和負增長的必然結果便是幾乎沒有絲毫時間遲滯地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頭銜拱手讓給印度。

聯合國最新的人口預測的確顯示，這個變化的發生只在轉瞬之間—2023年（見圖1—1）。“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頭銜并不重要，對中國的發展前景進行展望的恰當參照系也不是印度。不過有比較才有鑒別，把中國的人口轉變及受其影響的經濟增長表現置于與印度的比較中來認識也是有意義的，更有助于理解中國自身發展階段的變化及相關挑戰。

其實，中國并不是自古以來就擁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稱號。根據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整理的歷史數據，從公元元年至1500年，印度的人口規模都大于中國；直到1600年，中國才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地位。雖然此后也有一段時期，兩個國家在人口規模上交替領跑，但是至少自1700年起，中國便牢牢地占據著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然而，如圖1—1所示的1950年以來的人口變化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印度獨立以來，兩國經歷了不盡相同的人口發展，并且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的同時，印度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著更高的生育水平。

例如，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早在1991年就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當年為1.93，而印度的總和生育率直到2020年才降到更替水平之下，這一年為2.05。且不說在兩國的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繼續下降的相對速度存在怎樣的差異，僅從總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時間來看，兩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之間就有至少30年的時間差。

中印兩國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按2015年不變美元計算，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為1961美元，僅相當于中國1998年的水平。事實上，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時點在中國和印度之間有長達29年的時間差，這期間兩國的經濟發展表現迥然不同。按照可比口徑，1991年中國的人均GDP是印度的1.8倍，2020年升至5.7倍。

與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經驗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樣的（譬如潛在地有利于或不利于經濟增長），無論是收獲人口紅利還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靠一系列其他條件，包括經濟體制的激勵水平、勞動力整體受教育水平、配置資源的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及經濟發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備這些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口只能成為一種負擔，而不會被轉化為加速經濟增長的紅利。

從早期中國和印度人口總量交替領先的漫長歷史也可以看到，“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頭銜與發展績效和發展水平并無直接關聯。例如，麥迪森整理的歷史數據顯示，從公元元年起，至今兩千余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在中國與印度之間，以人均GDP衡量的發展水平并無實質性差異，真正顯著拉開兩國之間發展差距的是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40余年的改革開放效果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全部歷史。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時間段（1980—2010年）確實是與有利的人口轉變階段相交匯，高速經濟發展的確得益于人口紅利，并且2010年以來，中國人口紅利加速消失，經濟增長速度也確實從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例如，中國的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在1980—2010年這個典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高達10.1%，在2010—2021年人口紅利加速消失的階段則顯著降低至6.9%。

由此我們應該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增長表現會受人口轉變因素的影響，或正面或負面，然而人口發展趨勢的變化并不是宿命或極限，不應該成為經濟增長的終極決定因素。任何國家，無論人口轉變處于哪個階段，在既定的內外部經濟環境中，只要具備恰當的經濟體制和機制，足以充分動員資源和要素，并對資源和要素進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夠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擾，實現良好的經濟增長表現。至此，我們可以轉換一個比較對象，即從同印度比較轉向同美國比較，加深對人口作為重要因素但不是宿命這個論斷的理解。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以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擘畫了2025年和2035年的經濟發展目標。從定性的角度，該目標被分別表述為“十四五”期末中國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之際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從定量的角度，實現這兩個目標要求從“十四五”期間開始，GDP年平均增長5%左右。按照這個增長速度，預計在2030年前后，中國經濟總量將趕超美國。從事預測的學者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增長速度，相應地，中國于2030年前后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期也是合理的。

現在來看，這個預測是科學且客觀的，本身并無瑕疵。應該有信心的是，人口負增長的事實也不會改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期。然而，也需要指出，學者們預測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時，隱含的假設是中國人口總量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換句話說，當時的預期是在中國人口總量達峰之時，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即兩個重要的轉折預計同時到來。

這種同步預期也不無道理。我們不妨回想一下，2010年，正是在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時，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這一年也恰好是日本的人口總量達峰之年，隨后的人口負增長在日本觸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似乎表明，在人口轉折點與經濟轉折點之間存在統計上的相關關系，雖然背后的邏輯比表面看上去更復雜，有待深入探討，但可以確定的是兩者之間絕非無關。

我們先來注意一個已經顯現的事實，即中國人口總量達峰的時間先于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時間。2021年，中國GDP為17.73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規模的18.5%，同年美國GDP為23.00萬億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為23.9%。美國的經濟體量仍比中國高出29.7%。

這是中國特有的“未富先老”特征的一種表現。以往我們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這個獨特表現的認識，僅限于把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比較。例如，我們往往觀察到，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率更高、總和生育率更低、人口增長速度更緩慢等。由此揭示出的很多信息，對于我們認識中國的新國情無疑大有裨益。

然而，如今出現的這個新的事實，即中國人口轉變的速度具有不斷超出預期的性質，應該幫助我們認識到“未富先老”這個特征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在一定條件下具有與日俱增的性質，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常常超出預期。這說明需要及時且準確地把握不斷變化的人口數據及其揭示的發展趨勢，遮遮掩掩或判斷失準都可能誤導宏觀決策。更進一步，無論數據揭示出怎樣的趨勢，決策者和研究者還是需要有超前的思維，不僅密切注意“灰犀牛事件”的動態趨勢，還要足夠警惕“黑天鵝事件”。

蔡昉著，《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中信出版社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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