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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群體是老年人口。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數高達2.64億人，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也達1.91億人。由于中國老年人退休后大多沒有就業收入，養老保險覆蓋和給付水平也比較低，因此，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總體偏低。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可以同時實現共同富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擴大消費需求的目標。相應的政策措施包括：實施就業培訓，消除勞動力市場歧視，提高低齡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增強基本養老保險的普惠性、覆蓋率和均等化程度，提高對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完善養老服務體系，消除老年人消費的后顧之憂，等等。

三、打破抑制消費的收入分配效應

人口轉變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所以，對于由此產生的削弱消費的作用力，總體上無法做出人為的改變。然而，除了來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應，還有一些與人口間接相關的因素，以及與之關聯度較低的因素，也對消費增長具有負面影響。從這些因素著眼打破需求制約，盡可能降低其負面影響，相關政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一個受到人口間接影響的消費制約因素是所謂的增長效應或收入效應，其中包括收入分配效應。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來臨，中國經濟將在更大的基數上和更高的水平上，以相對較慢的速度增長。這個經濟增長的減速，會從兩個方面產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的效應。一方面，經濟增量的相對減少，直接限制了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蛋糕”規模。另一方面，較慢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也制約著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幅度。這時，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越來越具有重要的政策優先地位。

經濟理論和實際經驗都表明，處在不同收入分組的群體，通常具有大不相同的邊際消費傾向。由于低收入人群有著尚未得到滿足的消費需求，因此，他們在收入增加的情況下，通常會把較大的比例用于消費，即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經難有未予滿足的普通消費需求，他們只會將收入增長的較小比例用于消費，即具有較低的消費傾向。由此可以推論，過大的收入差距也具有抑制消費的效應。因此，任何在收入提高的基礎上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產生擴大消費需求的效果。

不難發現其中的政策含義：在無法通過逆轉人口變化方向以遏止消費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從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入手，實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調整，實質性縮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仍然可以取得穩定乃至擴大消費的效果。觀察中國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狀況，有助于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關鍵領域、有效政策措施和實施路徑。

圖2-3分別展示了全國、城鎮和農村三種分類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反映了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從中可以得出幾個結論。首先，2010年以來收入分配總體得到改善，同時，近年來這個改善的效果呈現徘徊趨勢，進一步縮小了收入差距，比如要把基尼系數降到0.4以下，必須靠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其次，全國基尼系數分別超過城鎮和農村的基尼系數，在統計意義上說明城鄉收入差距仍是導致整體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應作為進一步政策努力的突破口。最后，城鎮基尼系數趨于提高，同時城鎮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高收入群體收入過高，以及人口中較大部分處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較低端。

可見，通過目標明確的頂層設計，創造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環境，借助稅收和轉移支付手段實施再分配，促進社會流動和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是現代化途中不可回避的制度建設任務。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滿足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加快將其培育為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顯著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四、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著力點

人口負增長和更深度老齡化的長期趨勢，與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造成居民消費預期轉弱的短期效應，會合成對中國經濟的第一輪沖擊。這種沖擊的性質，要求我們把短期應對政策與長期制度建設緊密銜接，調整政策調整和改革舉措出臺的優先級，基于長期制度建設的時間表，在民生保障方面跨出一個較大的步伐。顯著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覆蓋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會福利體系，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有助于挖掘龐大的消費市場。

首先，短期政策著眼于通過既有渠道，以更大的力度和真金白銀的扶助和補貼形式，穩定和增加居民收入，修復失衡的居民預算曲線或受損的家庭資產負債表，扭轉消費預期轉弱的趨勢。疫情后復蘇的政策刺激不僅著眼于投資領域，更重要的是直接惠及家庭，促進居民消費回歸正常。這些渠道包括：鞏固脫貧成果的延續性措施；低保和失業保險等的足額乃至擴大范圍發放；提高城鄉基本養老保險補貼和發放水平，等等。

其次，加快出臺一系列醞釀已久的關鍵領域改革，以其立竿見影的改革紅利，為保持合理增速保駕護航。由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和均等化水平，可以產生直接的擴大消費需求效果。因此，在需求側應該著眼于提高收入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擴大居民消費，應該重點把脫貧人口、進城務工人員和老年人培育成中等收入群體；改善收入分配、完善財富積累機制；增加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建立覆蓋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福利體系。

最后，通過再分配明顯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使居民消費能力和意愿邁上新臺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財力保障，歸根結底在于經濟合理增長。在人均GDP從12000美元向30000美元過渡的過程中，中國正處于“瓦格納加速期”，政府社會性支出占GDP比重大幅度提高，既是一般規律的要求，也具備必要的物質條件。a2021—2035年，中國人均GDP潛在增長率預計可以達到4.5%，甚至更高。其他處于類似發展階段的國家，政府社會性支出比重顯著高于中國，人均GDP的平均增速卻只有1.21%。

本文摘編自《探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金融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