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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范圍看，中國崛起與中華文明的復興是21世紀最重大的變化。

2002?2010年，一方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國內輿論處于“狼來了”、“與狼共舞”的驚慌之中，另一方面，中國GDP高速且平緩增長，連續超過英、法、德、日，這一現象激起了國內外學者對中國“何時超美”的預測。在一些西方著名學者與智庫的預測中，中國在“最近的未來”GDP超過美國“已無懸念”。

我在這里僅舉幾個例子：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遜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認為：“中國可以在2015年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他一些歐美學者也有類似的預測。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刊文預測中國“未來時點”是2018年；經濟學家卡爾森、霍蘭德預測的是2020年；首創“金磚四國”概念的前高盛資產管理部主席吉姆·奧尼爾的預測是2027年。顯然，近10年來，關注中國發展前景與東西方戰略地位變動的歐美學者，爭議的中心已不是“中國能否超美？”更非“何時崩潰”，而是“何時超過美國？”

對于這樣的問題，國內大部分學者也基本持相同觀點。不同的是，國外一般以“中國崛起”來描述這樣的狀況，在國內，近些年我們一般以民族復興來指稱——復興的意思是說，我們民族通過現代化的努力，要努力回復到原來曾經有的國際位置。當然，國內也還有一部分知識界不認同這個觀點。

在我看來，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國內政治穩定的條件下，在未來10年或20年內，實現鄧小平第三步發展戰略（即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GDP總量接近或者超過美國），是完全可能的。但對其“意義”的判斷與理解，則需十分謹慎。

文明復興是帶有自己語言的復興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從西方的視角來看中國的話，他們怎么理解中國的崛起？

美國學者薩布雷曼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統治的陰影之下》一書中表示：“中國將在相當短時期內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這將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第一次出現相當貧困國家成為最大經濟體的現象。”

因而，首先我們要理解，對于西方世界來說，中國的塊頭太大，人口規模也太大。

我們是個由13多億人（接近14億人）組成的多民族國家，而這13億人中，又是以漢族為主導的。對比一下西方世界，歐美人通過500年的奮斗，盡力擴展自己的范圍，但在這500年過程中崛起的國家體量都比較小。葡萄牙崛起的時候人口大概100萬，荷蘭崛起的時候人口大概也是100多萬，西班牙是四五百萬人口，英國崛起時核心的英格蘭區域也是500萬，法國人口多一點，大概有2000多萬，到了19世紀，增長到3600萬人口。總的來說，歐洲諸國只是百萬和千萬級別的國家。

因而，500多年的發展下來，即使后來有俄羅斯、美國這樣的超大國家，總的來說覆蓋人口滿打滿算不超過10億，而且，這10億人口分散到四十幾個國家，也不團結。中國則是屬于10億級別人口規模的。因而，從這些國家的經驗來看，這樣一個超10億人口規模的經濟體的崛起，必然要改變全球的整個資源配置，也必然會改變整個全球的格局。

這樣的人口數量與面積直接影響到原來奠基于西方國家崛起經驗的判斷。這個體量的人口，這些勞動力和現代技術相結合，將會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改變？1910年，有一位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羅斯，對中國部分城市作了大約6個月的考察，回國后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書叫《變化中的中國人》。在書的第一章，他就重新解釋了“黃禍”。過去，“黃禍”說的是中國人多，如果吃不飽，就要向西方涌動——即由人口的外遷而引起的“黃禍”。比如說古代的匈奴、蒙古人的向西移動，這叫“黃禍”。

1900年人口數量排前十的政治實體（數據來源：populstat.info）

可羅斯是這么理解“黃禍”的：中國人如此眾多，比西方總和還要多；作為勞動力，他們又如此勤勞，如此便宜，如此聰明??一旦這些人和西方的技術結合起來，必然生產出大量的廉價商品，鋪滿全球。他認為，這才叫真正的“黃禍”。

他還指出，這種狀況可能不是他們這兩代人的問題；因為這兩代人當中，中國不一定能具備向現代工業技術轉型的條件——諸如教育技能、政治統一等。但如果這些條件具備——他估計有可能是在本世紀末，這可能就要成為一個大的問題。到這時，西方工人能把自己的福利和工資降下來與中國工人競爭嗎？——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由此可見，對于中國崛起的憂慮在西方世界早就有過，而且一直就有，只是這種思考原來處于比較邊緣的地位。

更進一步看，相比于之前500年間發生過的不同國家的崛起來說，中國崛起與之最大的差別，是中華文明的復興，可能是帶有自己“語言”的復興——這個語言，因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理論體系，會讓西方世界更感到震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整個西方世界還是把中國崛起納入到西方整個話語里在言說。比如，從政治的角度，去年美國就在討論“修昔底德陷阱”。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說的簡單一點，就是說一個板塊上來了，另外一個板塊要維持原來的位置，那么，彼此的關系就必然是猜忌、防范、武力沖突；其結果，要么是兩敗俱傷，要么把老大趕下來，建立新的全球霸主地位。

這套敘述方式完全符合西方2000多年的經驗，這個經驗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延續到宗教戰爭，最終，在歐洲形成了關于國際關系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而且，這個體系一直延續到現在的世界格局。那么，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要重新被納入到這個體系？在這個體系內部，與西方國家建立某種平衡？這很難講。

我們要看到，在這個體系的內部，表面上說的是主權國家平等，其實是有很大矛盾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一個基本架構，是在主權國家平等基礎上以君子結盟來達到均衡。但這里，又內含著什么樣的國家是主權國家，什么樣的國家是非主權國家，以及主權國家與非主權國家的不平等關系。

在這個架構內部，只有宗主國才是主權國家，非宗主國就不是主權國家；很多談判，就因此可以不列入主權國家的平等談判。因此，主權國家的平等理論和主權國家與非主權國家的不平等理論，同時在這個體系內糾纏著。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我們在輸入國際法的時候，當時有很多中國學者已經感覺到這個問題了。中國崛起以后會不會帶來不一樣的格局？能不能不遵守這個結盟內部的對抗關系，并且適當克服實際的不平等格局？這樣的國際關系新型體系該怎么建設？中國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套話語來表達？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

我們在提出“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之后，經歷了很多的努力，也創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結伴不結盟”，其實就是對整個西方體系基本準則的重大修正；我們在國際關系上提出“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實際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們自己的體系。現在很難說這樣一個新的體系能夠完全被接受，但至少，這樣一套語言是以文化自信應對西方已有的體系。

對于中國這樣有著延續性歷史的大國，話語的表述非常重要——這意味著，中華文明的復興能否改變整個西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的內外關系，為世界格局帶來更加平等的中國方案。

言說的語言為什么那么困難

但從目前整體情況來看，雖然文明復興的物質力量不斷顯現，關于文明復興的話語重建，卻非常困難。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