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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起來看，其實利瑪竇一直在糾結于中國是什么政體？歐洲人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政體。首先，他看到中國有一個皇帝，所以判斷中國應該是一個君主政體。第二，但皇帝在深宮里面，實際治理過國家民眾嗎？實際治理國家的是士大夫。所以中國看來又是一個貴族政體。第三，最后又一看中國的貴族和歐洲的貴族不一樣，歐洲的貴族是世襲的，中國的士大夫人人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所以看來中國還是一個民主政體。按照傳統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分析框架，無法清晰歸類中國的政體和治理實踐，進而陷入持續的困惑之中，筆者概括為“利瑪竇困惑”。這種困惑一直持續到我們當代，到底中國算什么政體，只要套到西方概念里去就難以自圓其說。關鍵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表達我們是什么政體！

明代，北京宮城圖

因為中國是沒有政體概念的傳統，政體和政體的分類是西方政治學的發明，源于亞里士多德。盡管近年的研究成果對古希臘文明成果、亞里士多德其人及其著作的真實性都有質疑，認為很多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偽作。[7]這里我們姑且先按照流行的西方政治學脈絡來理解，即使是托偽之作，至少在文藝復興之后已經成為西方學界的主流了。

亞里士多德將當時古希臘幾百個“城邦”（村落？）按不同的政體分類，采用兩個標準，第一是統治者的多寡，第二是統治者是為城邦整體服務還是為一小部分人服務。最后形成三大類六小類，一個人統治叫君主政體，少數人叫貴族政體，多數人統治的叫做共和政體（民主政體）。他認為三種政體形式不變，但內容都會變質。君主政體形式下，當君主不為老百姓而僅僅為自己服務了，叫僭主政體。貴族就為自己服務就變成了寡頭政體，那么民主政體中老百姓不為整體考慮了，一上來就掠奪富人的財富叫暴民政體。這個思想一直延續到利瑪竇時期都是如此，所以他到了中國以后就納悶，不知該如何在原來的亞里士多德理論框架中安置中國的位置。

亞里士多德政體分類

西方真正對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框架進行變動甚至是顛覆的，是晚于利瑪竇一百三十多年出生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年），孟德斯鳩影響力最大的書是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現在回顧孟德斯鳩的這本書，其實很多是不嚴謹甚至是大膽的胡說。但僅僅從學術和知識的角度是無法理解孟德斯鳩的著作的，因為孟德斯鳩是法國的貴族，但他面對法國的君主集權時內心特別痛恨。理解了這個背景，就容易理解他不便直接地罵法國的君主，而是拐彎地罵東方的君主，他真正想談的問題是“法國問題”，真正考慮的讀者對象是“西方讀者”。

所以他將政體分類為專制政體、君主政體、共和政體三類。何謂專制政體？一人統治、無法無天，沒有法律的叫專制政體。何謂君主政體？一人統治，有法律如英國一樣叫君主立憲政體（其實在孟德斯鳩筆下這兩個概念經常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多數人的統治，那么叫做共和政體。在這本書里面孟德斯鳩系統發揮了“東方專制主義”思想，把整個東方的國家都包括進去。并且經常把中國看作是一個東方專制政體的典型。

此后，這個充滿偶然偏見誤解也頗為膚淺的“專制”概念，由黑格爾的歷史接續，再經過馬克思的著作（“封建專制政體”）發展以及冷戰時期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鼓吹，終成一股影響巨大的思潮和分析框架。

而將“政體”概念引入中國的，最早始自清末改革家梁啟超，其在1902年發表的《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開篇提出，“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所未尚有也。”[8]西方這些學者或者革命鼓動家的著作翻譯到中國后影響甚廣，但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一批他同時代的曾經鼓吹過西式政體思維的中國學者，后來都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回歸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思路和經驗上來，這是值得深思的，難道僅僅是因為“上了年紀”的因素？恐怕更多是親見和親歷治國理政實踐的高度復雜性后心存敬畏和謙虛了。

如果說利瑪竇寫的還是“領導決策內參”的話，孟德斯鳩寫的就是“革命宣傳檄文”了，其客觀性和學術性都弱了很多。但孟德斯鳩的偏見也是產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基礎上，他不過是在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無法回答“利瑪竇困惑”時的簡單應付。批判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難的；摧毀是容易的，建設是困難的。

中國自清末以來，尤其是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對自身從秦朝開始已降兩千年的政體的判斷就陷入到這個理論框架里了。既然是民主/專制的二分法，一般將民主與發展聯系在一起當作美好的事物，將專制與落后僵化捆綁在一起當作負面的事情。民主在普通中國民眾中也被廣泛接受，但是這種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國幾千年的治理經驗？很少有人討論。尤其是西方在經過熊彼特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重新從程序角度定義民主概念后，“選舉”就成為當下西方民主概念中的最核心內容。“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從‘人民統治’向‘人民選擇統治者’的轉型：‘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9]這與中國治國理政的“郡縣國家”歷史經驗和慣性之間沖突就更加深沉而尖銳了。

西方偏愛對抽象的形式問題的結構分析（政體也是政治權力組織運作的形式），與其強調形式邏輯的哲學傳統有關，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影響。加之歐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礙統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進行政體比較成為可能和長期問題。但這些都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經驗不相吻合，因而導致雙方的問題意識自然也大不相同。這里本無對錯，不過是西方的霸權邏輯和過度自負，導致其“輸出民主”的動力特別強勁。但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劉炳輝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1頁。

[2]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4頁。

[3]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8頁。

[4]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8-59頁。

[5]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7頁。

[6]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6頁。

[7]何新：《希臘偽史考》，北京日報出版社2013年版。

[8]梁啟超：《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卷771頁。

[9]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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