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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化考核下，突擊批量引進已成高校“基操”

真正令公眾不解的是，如此集中地引進20多名亞當森大學博士，是否真的具備相應的教學科研水平？這些返校職工取得博士學位后即被人才引進，是否早就安排好了路線？

這一連串的疑問，也讓我們在審視新聞事件時，不得不警惕：

一：教師學歷提升是否存在注水，難以引進人才教學研究水平？

二：學校搞突擊式?jīng)_指標，是否忽視辦學水平的切實提高？

三：教師學歷提升與學校業(yè)績達成的“雙贏”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輸送？

不得不說，邵陽學院事件確實讓亞當森大學成功出圈。這所創(chuàng)立于1932年的私立大學，是菲律賓一所規(guī)模中等卻有著全面教育的私立大學。1964年學校由家族企業(yè)轉(zhuǎn)變?yōu)橐凰商熘鹘涕_辦的非股份制教會學校，更名為亞當森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亞當森大學受中國教育部認證。2021年11月被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列入“學歷學位認證加強認證審查”名單之中。

從世界大學排名來看，亞當森大學QS排名在650+，與國內(nèi)廣東工業(yè)大學等省屬院校的排名類似。從這一方面來看，這所菲律賓大學的博士含金量的確值得商榷。

菲律賓亞當森大學

在媒體對邵陽學院某二級學院院長的采訪中，可以獲悉學校鼓勵職教師到菲律賓等地讀博。他提到，在他自己所在學院，也有老師在此次引進名單中。在他看來，教育學和學院老師本身的專業(yè)并不對口，“如果是來應聘的，不對口專業(yè)的老師肯定不要，但自己學院送出去的，我們必須要接收。”

由此也可以看出，赴東南亞讀博士是早有安排。這位院長還提到，在他的學院里，除了這位已經(jīng)從亞當森大學畢業(yè)的老師，后頭還有六七位。那么學校到底在醞釀著什么大計劃呢？為何會如此鼓勵職工攻讀博士學位？

2021年5月20日，邵陽學院召開了一場申碩動員大會。會上，時任校黨委書記彭希林在發(fā)言中指出，攻堅2023年碩士學位授予單位，是“建設特色鮮明的高水平應用型大學的關鍵一步”“必須背水一戰(zhàn)”。

在邵陽學院的發(fā)展規(guī)劃中，有幾個被明確下來的時間節(jié)點：2023年升格為“碩士學位授予權單位”，2030年前升格為“大學”，2035年前升格為“博士學位授予權單位”。

要達成這“關鍵一步”，博士學位教師占比是硬指標。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fā)布的《學位授權審核申請基本條件（2020年）》規(guī)定，除藝術體育類院校外，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的基本條件中，對教師學歷要求是，博士學位教師比例不低于25%。

今年以來，邵陽學院的人才引進力度相當大，每個月都有人才引進的名單公布，對各年齡段、來自校內(nèi)外的博士，紛紛給予了大力的真金白金的支持。

人才引進本身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已經(jīng)被認為是大學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在歷史上，美國高校在二戰(zhàn)之后超越歐洲，與其高水平師資密不可分。近年來，中國乃至新興國家一系列大學的迅速崛起也都在師資方面著重打造，例如以發(fā)展迅速著稱的南方科技大學

因此，邵陽學院高密度持續(xù)引進人才的系列發(fā)展舉措本無可厚非。但是，真正引發(fā)公眾爭議的是，如此大規(guī)模的引進人才，其博士的含金量究竟如何？是否真正做到提升學校的辦學質(zhì)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邵陽學院此番大力引進博士，是為了提高本校教師博士比例，為了2023年升格為“碩士學位授予權單位”。進而早日從“邵陽學院”升格為“邵陽大學”。而這甚至不僅僅是邵陽學院校領導的愿望，甚至是當?shù)卣馁碓浮?

為此，邵陽學院慢不得。

每一年都有相當數(shù)量的學院升格為大學，并且成功更名，披上華麗的外衣：近年來，“合肥學院”擬更名為“合肥大學”，“紹興文理學院”擬更名“紹興大學”，“寶雞文理學院”擬更名“寶雞大學”；“廣州航海學院”擬更名“廣州交通大學”，“浙江科技學院”擬更名“浙江科技大學”……

面對同層次的競爭對手，抱著“擔心上不去車”的心態(tài)，所有的參賽選手都在全力以赴湊指標。這種心理也不難理解。教育部在以往的高校發(fā)展中也是屢次“封門”，比如早年間的211工程，之后的“中國”字頭更名、異地辦校區(qū)等，都有不少高校沒趕上末班車。

邵陽學院

其實，從當代社會各行業(yè)的“沖業(yè)績”來看，邵陽學院為了能夠迅速提高師資隊伍的博士比例等指標，密集引進一大批人才，也算是“基操”。現(xiàn)在，無論是頂級名校還是民辦本科，在師資力量的打造上都不遺余力。在其他領域，為了在科創(chuàng)板上市而一年內(nèi)集中千余件專利；為了評選院士，而在幾年內(nèi)發(fā)動研究生突擊發(fā)布幾十篇一作SCI論文，也都是各行業(yè)詬病的問題。

剖析這一現(xiàn)象根源，在于政府對“雙一流”大學評價或考核過于注重數(shù)量化的指標，加劇了大學的人才競爭。

政府在對大學考核或?qū)W科評估時，國家級人才項目入選數(shù)量、高質(zhì)量學術成果、科研獎項等顯性指標往往被當成首要指標，導致過于看重大學的“人才帽子”“論文”“獎項”等，造成了各大學競相追求高層次人才，使人才流動陷入無序競爭的局面。不可否認，高水平的師資隊伍是推動學科層次上水平、教學科研出成果的原始動力。但政府指標化的管理與考核也加深了大學對高層次人才的過度依賴。

國家設置各種“人才稱號”“學術頭銜”對相關專業(yè)領域的突出貢獻者予以獎勵，并且實施一系列的人才工程項目，這成為各大學人才引進的“風向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大學人才等級分層。具有“人才稱號”和“學術頭銜”的高層次人才，代表著高水平、高認可度與高影響力，往往在科研項目申報、學術論文發(fā)表、研究生培養(yǎng)等各方面具有“優(yōu)先權”。

另外，大學擁有“人才帽子”的高層次人才越多，在學科評估、國際大學排名等方面就會占據(jù)更大優(yōu)勢，導致大學過分追求高層次人才這種“品牌”標簽，造成同行業(yè)大學對高層次人力資本的崇拜。

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人才評價制度不合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的現(xiàn)象仍然嚴重。”習總書記的講話明確了中央有關部門開展清理不合理的人才評價制度的政治性任務。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對各級教育機構的各個教育階段，均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要求，明確要求破除“五唯”（即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積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