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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事理走向社科法學

從事理講法理，訴諸的是常情常理常識，講述的是生活經驗，看起來比較簡單，沒有任何看起來深奧的、玄乎的理論。與之相反，那些抽象講法理的論述和寫作，看起來卻是復雜的、深奧的，其中有不少晦澀難懂的詞匯和術語，不但一般人聽不懂，就是行業內專家理解起來也頗為費勁。這種現象自有其原因，抽象的法理，其實本來也是具體的，之所以讓人感覺到抽象，是因為它并非從中國法治實踐中提煉出來，而來源于西方法治實踐。

從事理去講法理，之所以簡單易懂，是因為人們在見到詞時，能將詞與物迅速關聯起來。而抽象的法理之所以晦澀難懂，就是因為這些法理并非從中國社會自然成長起來，而是源自對西方法治實踐的抽象，講述這些法理的詞匯和概念所指代的物，與我們的生活有一定距離，從而很難快速還原成生活經驗。造成這種狀況，講述抽象法理的人，應負有一定的責任，因為他們無法將抽象的法理還原為與受眾生活經驗更接近的詞匯，從而讓受眾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從上述意義上說，從事理講法理，比講抽象的法理難得多，盡管后者看起來更晦澀且“有深度”。講抽象的法理，某種程度做的是“搬運”工作，盡管這種工作也有一些技術含量，“搬運”之前需要轉譯，搬運之后還要思考如何擺布比較合適。但這種工作更多類似于宣傳。

而從事理講法理，看起來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的解析、日常道理的陳述，背后需要經驗，但更需要理論視角。顯然并不是生活經驗越豐富，就越能講述事理和法理。沒有理論視角，根本就無法從事理講到法理。所以，從事理講法理，看起來是訴諸日常生活經驗，訴諸常情、常理、常識，其實背后需要理論視角。日常生活經驗只有經過理論反思之后，才能以事理的方式呈現出來，進而才可能提出相應的法理問題。

如果沒有足夠的理論儲備，蘇力不可能從通奸“私了”的案件提煉出法律規避這一現實的理論性問題，也不可能引申出更多的法律多元、制度創新等理論問題，同時代的學者還停留在批評“私了”不知法懂法、不符合法治的層次。甚至，沒有足夠的理論儲備，根本就不太可能從學術上去分析“私了”事件中各方行動者的態度、行動及其理由。

在討論法律活動的專門化中，如果沒有“社會分工”的理論視角，分析可能也沒有那么細致、生動（蘇力，1996：132-137，148-153）。而分析事理背后的理論，大多是社會科學理論，既有的法學理論并不能提供多少力量資源。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講事理需要走向社會科學，社科法學也因此成為中國法理學發展的必經階段。

在社會科學理論視角下講事理，蘇力的另一本著作《送法下鄉》中表現得更清晰和連續。大概是因為《送法下鄉》的主題更為集中，寫作規劃性更強。在《送法下鄉》中，對格爾茨、福柯、吉登斯等人的社會理論的運用、變用隨處可見。在社會理論視角下，“送法下鄉”這個日常司法現象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聯系起來（蘇力，2000：35），《送法下鄉》也因此占據了根源于中國的法學理論高地。

與此同時，經典的“炕上開庭”案例，在不同學者、不同理論的視角下，呈現出不同的側面（強世功，1997；趙曉力，1997；鄭戈，1997；楊柳，1999），沒有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這種多面的呈現是不可能的。同樣是訴諸常識、常情、常理，不同理論視角下講出來的事理是不同的。從事理中追求法理，一定會走向社會科學理論。

“炕上開庭”

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理論，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在從事理通向法理的路途中也極為重要。不過，在《法治》一書中，這一點表現得并不突出。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蘇力在《法治》一書中處理的問題還不那么復雜，可以訴諸日常經驗和前人記敘（如《鄉土中國》）來展開討論。《法治》一書中最吸引人的主題，可能是法律在熟人社會的實踐問題，某種意義上《送法下鄉》一書也處理這一問題。

而熟人社會的理論模型和機制，在《鄉土中國》有較為成熟的闡釋，蘇力以及那時整個社會也有相應的生活經驗。用理論去分析既有的生活經驗就可以做出不俗的學術成果。即使在復雜社會中，從生活和工作經驗切入的研究，往往限于研究者的工作范圍。蘇力的另外兩本著作《道路通向城市——轉型中國的法治》（蘇力，2004a）、《也許正在發生——轉型中國的法學》（蘇力，2004b）就是如此。

這兩本書處理的問題，要么是蘇力擁有足夠生活和工作經驗的，如《也許正在發生》討論的法學學術問題，蘇力作為“局中人”自然經驗豐富，也有足夠的條件去觀察“局中事”；要么處理的是法治實踐中的熱點問題，可以通過媒體和日常新聞資訊獲取足夠的信息，如《道路通向城市》中討論的法治實踐問題。

相對簡單的社會可以通過日常生活獲取經驗，在一個復雜社會越來越難以如此，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就變得舉足輕重。現代社會是個復雜社會。現代社會分工發達而細微，因此絕大多數人局限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范圍內，對工作范圍之外的知識大多來自媒體，而媒體信息往往是極簡化的。媒體人可能基于多種原因處理專業領域的信息，包括媒體人自身的知識水平和偏見，對受眾的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的考慮，基于政治和經濟利益等。

因此，研究生活和工作領域之外的問題，就需要依賴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方法。蘇力不太可能以《法治》一書的研究方式去研究一個證券律師業務運轉的問題，如果要研究這一問題，就需要去律師事務所做人類學式的調查。討論網約車的規制問題，依據直覺的判斷很有可能出錯，可能需要依賴網絡大數據的科學分析。這些都需要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越是復雜的社會越是如此。要提煉有意義的法理問題，就必須弄清楚事理；要弄清楚事理，就需要走向社會科學。

三、通過社科法學重建法理學

社科法學就是要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事理，從事理去展開法理問題的分析。在轉型中國背景下，這種研究尤其必要，不可或缺。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往往由中央先行立法，然后通過政權體系貫徹法律。中央政權先行所立之法，雖然會考慮中國社會現實，還會開展一些調研，但總體上主要是學習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

立法過程雖然也有公眾參與，但總體上主要由法律精英設計并操作，法學家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因此，法律制度與社會現實之間必然存在巨大的張力。因此，法律在實踐過程中就會遇到各種問題，理解這些問題的事理，提煉背后的真正法理問題，就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