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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陳福裕，錄音整理/史學敏】

作為“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之一，陳明忠同時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是臺灣最后一位死刑犯。21年的牢獄生活，并沒有磨滅他對社會主義、祖國統一的向往，反而是在艱苦的斗爭中，堅定了他的信仰和追求。正如陳明忠自己所言：“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并沒有走錯路。”大概這也是他對自己一生堅持最好的注解。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七十年歷史巨變，“二二八事件”也被用作各種解釋，歷史沒有在爭辯中走向和解，反而愈發對立，也讓后來人無從判斷七十年前在臺灣街頭到底發生了什么。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日前夕，觀察者網特別委托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對話陳明忠先生，從省籍沖突、反國民黨統治、“臺獨建國”、“皇民造反論”等各個角度，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本來面目，在理清歷史的同時，也幫助我們對臺灣現狀有更深入的理解。

陳明忠先生

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受觀察者網委托，對話陳明忠先生

陳福裕：“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整整七十年，歷史的真相并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反倒因為藍綠斗爭的尖銳化，特別是兩次政黨輪替而出現了各種版本的解讀，糾纏不休。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所有對事件的詮釋都免不了的要參揉著人的價值判斷，受到個人的視野、立場和黨派性的侷限。

解嚴30年來，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和討論雖然不再有禁忌，但卻存在著許多“政治誤區”，亟待澄清。一般來說，綠營的支持者都傾向認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官逼民反”，是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對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殺”，因此將“二二八”定性為“臺獨建國運動”的開始；藍營的群眾卻擺向另一個極端，越來越多人主張“皇民造反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喪失祖國意識的皇民化階層和地痞流氓，勾結美日，借由查緝私煙的偶發沖突趁機造反，想要達成“臺灣獨立”或“托管”的目的。所以，他們認為二二八是“民逼官反”，而不是“官逼民反”。

您作為“二二八”人民起義的歷史見證者，特別是謝雪紅二七部隊武裝斗爭少數目前還在世的親身參與者，我們想聽聽您對上述兩種說法的評價。

陳明忠：一般的說法，“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官逼民反”，我不太贊成這個說法。我們是因為不滿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貪污、無能和普遍存在的族群優越感，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臺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但他并沒有逼你！主要是我們對腐敗和無能的不滿。我們是反對腐敗，反對貪污，反對專制政府，覺得那不是兵，是土匪，我們討厭的是國民黨竟然比日本還不如。

當時臺灣人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對祖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不是很了解，由于期待過高，所以產生極大的落差。行政長官制度確實有很多疏失，加上接收官員腐敗，軍紀欠佳，對本省人的參政待遇也不公平，同時為了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的管制政策，造成百業蕭條、物價飛漲和失業嚴重的問題，導致臺灣人對祖國的態度，從期待、失望到憤怒，認為祖國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

其實，當時臺灣人的遭遇，跟抗戰后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的接管工作大同小異，只是臺灣人受到異族統治50年，不了解當時的祖國是什么一個樣子。更由于受到日本的壓迫，對祖國的期待就特別大，反差就越大。

當時，我們透過大陸來的雜志如《觀察》等刊物知道︰國民黨的接收人員不僅對臺灣如此，對其他包括東北在內的淪陷區的人民也都是如此的，他們把曾經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都當成漢奸，不分官方的或民方的財產，拼命接收，因此人民把這些貪婪、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的行為謔稱為“五子登科”。這不是臺灣個別的現象，我們認為“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只不過因為當官的大多是外省人，所以才被扭曲為省籍矛盾。

我認為，“二二八”之所以發生，主要是與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存在著差距有關。當時臺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有了初步的法制建設，相對而言，大陸還停留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沖突。我們想想，國民黨接收官員為什么貪污？主要是中國太落后，太貧窮，見到什么都想要。

但是中國為什么會落后貧窮？是因為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外患使然，主要還是日本侵略。現在很多人在說要“轉型正義”，要斗爭國民黨，應該要考慮當時的中國為什么會那么慘，那么腐化？那些兵看起來像土匪，是因為太窮。為什么會窮？就是因為內亂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賬，日本也有責任，他們不找日本，只會追究國民黨。

二戰后，因為戰敗而遭到接收的地區與國家不在少數，而在臺灣或是大陸其他比較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類似國民黨這種“劫收大員”的行徑也絕非特例。像日本戰敗后，美軍派員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與國民黨軍隊同樣的行徑，甚至強奸婦女揚長而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什么在日本不會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在臺灣卻是一發不可收拾？主要是兩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樣：就臺灣人而言，以為日本戰敗，就可以揚眉吐氣，不需再做異國奴；反之，日本人則早有做“亡國奴”的心理準備，只能逆來順受。

更重要的是，相較之下，大陸內地的社經、文化水平和臺灣還有所差距，但美國則是遠遠高于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軍的裝備、武器和服裝等等都優于日本，自然對美軍產生好感，甚至進一步產生自卑感，開始崇拜美國文化。同時，由于美國的經濟發展優于日本，美軍接收日本之后，也沒有什么強取豪奪的事情發生。再加上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的東亞戰略轉移，不但強迫各國放棄對日本的實物補償，還大力援助日本振興計劃，日本人普遍對美國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會發生類似“二二八事件”。

反觀臺灣人，由于對國民黨、國軍和外省人的惡劣印象，加上人為的政治打造，進而變成省籍對立的情緒，形成今日難解的仇視中國情結。所以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來自于臺灣與內地接收官員、軍隊在文化和社經發展階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釋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是臺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始點，其實是經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單單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還爭論不休。根據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統計，“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不到一千人，而且當中還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另外，用最寬松的標準，出面領取補償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

然而在民間被打造出來的集體記憶里，“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高達數萬人，甚至是數十萬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醫之后，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國演講，報告了上述的數字，就被海外“臺獨”人是罵我沒有良心，說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萬人。我就告訴他，光復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萬，難道是全殺光了，還到外縣市拉15萬人來殺？歷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