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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在書中講述了格萊斯頓（Gladstone）所說過的一段話，這位曾經的英國首相有一次告誡英國人：“你們要記住，在上帝的眼里，阿富汗大雪漫漫的山村里人的生命，與你們自己的生命，是同樣神圣的。”

但是卡爾“冷酷”地告訴人們這才是事實：“可以比較確定地說，在這個問題上，上帝的眼睛與大多數人英國人的眼睛所關注的并不是同樣的事情。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義務感方面，大多數人首先考慮的是家人和朋友，其次是本國同胞，再次才是其他國家的國民。”原因在于：“英國人對‘外國人’了解的清晰程度會隨著地理、種族和語言的遠近程度而發生變化。”（《20年危機》P148，2005）據卡爾所述，一家美國報社在歐洲的記者因此設立了一條規則，那就是如果一個事件涉及的死亡人數中有一個美國人、或者五個英國人、或者十個歐洲其他國家的人，這一事件就值得報道。

卡爾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觀念有著相似性。“天下主義”的實踐形態乃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描述過的“差序格局”：“我”處于倫理和認知的中心，其它一切關系----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君臣，都由“我”而派生，仿佛一個同心圓，圓心、與圓心外一圈圈散開的漣漪，構成了傳統中國社會“不斷擴展的秩序”。

這一“差序格局”也是傳統中國人看待和溝通世界的方式，是儒家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文化理想的具體表達，用句現代的話說，它就是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傳統世界觀和價值觀包含有兩層基本內涵：其一是愛有差等。“差序格局”也是一種親疏格局，親近近的，疏遠遠的，隨地理空間與血緣關系的不斷延伸，親密程度也在逐漸稀釋。其二是人性共同。雖然愛有差等，但人與人都“性相近”，那無窮多的“我”，在心理結構、情感方式與欲求上都是相似的，因此又要有一個底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感知自我之后又要以已度人，以此達成人間的相互理解。傳統中國社會以文化主義超越種族主義、以和平主義超越軍事主義，即以“天下為公”為追求的所謂“天下主義”，就來源于后者。

無論卡爾式的西方國際政治觀念，還是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在個人與國家、國家與國家間的認同上，其實所做的功夫都是調和，既在確認人和國家的自私性，又不否認人和國家的超越性，但這種超越性的道德關懷，并不是先驗的，而是對經驗生活的總結和升華。

現實主義者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2年與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競選美國總統時，就曾嘲諷后者因在歐洲開展人道主義活動而得到的名聲，而提醒胡佛應“將自己的注意力從那些所謂的‘貧困落后的國家’轉向美國國內，轉向堪薩斯、內布拉斯加、艾奧瓦、威斯康星以及其他農業州里巨大又遭受打擊的市場”。（《20年危機》P144，2005）卡爾對此如此評述：“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有義務在不損害國民利益的前提下，適當接受外國難民。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敞開國門，讓難民大量涌入，因此降低了本國百姓的生活水平，這就不是人們普遍接受的道德義務。”（《20年危機》P148，2005）

世界是普遍化的世界，世界又是有差別的世界。“人”不僅屬于特定家庭、村落、社區、民族和國家，也屬于世界，“世界公民”當然應該作為評判是非的一種向量，但卻還無法成為“審視一切”的最高尺度。沒有對自身家庭、社區和國家的愛，沒有相應的生活源泉和實踐經驗，“世界公民”情感便無從談起。泛泛談論“世界公民”沒有意義，也背違人性之常。中國過往年代曾有過要求公民忠于“無產階級革命”而讓兒子揭發父親、妻子告密丈夫的經歷，造成了國家整個倫理生活的顛倒，至今仍對中國人的道德生活，產生著深刻的負面影響。

人類生活中其實并不少見“世界公民”。有一類“世界公民”今天極為常見，他們不必承擔對任何國家和生活群體的責任，卻可以享受在世界各地享有各種好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西方世界被罵最多的投資銀行家們，他們就無所謂國家不國家，哪里有錢賺就以哪里為爹娘，至于生活之處是水深還是火熱，則與他們毫無關系。

羅杰斯

美國大投資家羅杰斯，2007年底移民到了新加坡，這位“世界公民”遠走美國的原因，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對美國前景已不看好。金融危機后被美國法院判處150年刑期的前華爾街納斯達克股票市場董事會主席麥道夫，也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公民”，曾經伙同其他一些“世界公民”騙了全球各地不少人的巨額錢財。也因于此，2008年底去世的美國政治學家塞謬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經專門著文憂心忡忡地指出少數原籍美國的“世界公民”在美國之外也有了自己的生意和住所后，對美國不再有國家忠誠，這正在嚴重損害美國國家認同和大多數美國人的利益。這何嘗不也是對當代中國一些“先富起來”、持有多國護照、并經常穿梭于全球各地的“世界公民”們的寫照。

以一則曾在歐洲廣為流傳的老故事作為結尾。說的是有一個人在1775年的里斯本地震中四處兜售抗震藥物，但是，有一點卻被忘記了：有人指出，抗震藥物可能什么用處也沒有，但賣藥者回答說：“抗震藥沒有用，那你們又能用什么代替它呢？”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當前所拋棄的，就是那味被西方世界吆喝了很多年的“抗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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