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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的另一面：全球擴張

從美國歷史來看，以往美國曾經奉行的孤立主義，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上自主發展，與歐洲主導的全球化保持距離，避免在其中永久被邊緣化；二是不介入作為世界經濟、政治中心的歐洲內部事務，但并非不參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務。

通常認為美國的孤立主義理念，最早起于首任總統華盛頓對不要參與歐洲事務的告誡，而其成形則與“門羅宣言”有關。

1832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針對歐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圖謀而發表國情咨文，提出了三個核心原則：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反對歐洲列強對已獨立的美洲國家的干涉、聲明美國不干涉歐洲國家的事務，這經常被稱為孤立主義原則。

今天經常有中國人強調中國只適宜“管好自己的事情”、沒有能力和資格去管其他，類似的話在當時的美國也不乏有之。1893年，第二屆克利夫蘭政府的國務卿沃爾特·Q·格雷薩姆（Walter Q. Gresham），就曾提出美國應該“呆在國內專注于自己的事情”，否則，“他們將盡可能快地墮入地獄”。人們往往把美國當時的孤立主義理解為一種外交上的政策選擇，但這是片面的，它也同樣鮮明體現在經濟層面或國家發展戰略上的選擇——表現為主動“隔斷”在當時的全球化潮流之外，這對美國的影響可能更加深遠。

然而，當年的美國真的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曾自絕于外、且對外無求嗎？如果真是如此，很難理解的一個事實是：美國何以從剛建國時的13個州，到19世紀末時卻擴展到了近50個州？恰恰是在內部混亂和戰爭的陰影下，美國人開始夢想起領導世界。

　2007年5月11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敦殖民定居點舊址，一些全副武裝的演員正在重現當年殖民者士兵與印第安人戰斗的場景。 新華社

1885年，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撰寫的《從全球歷史的觀點看美國政治理念》一書，強調說英語的種族將注定要統治全球，并徹底轉變世界各民族的制度、傳統、語言——甚至血液。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國務卿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在1866年曾預言美國必將不可避免地在商業上主宰“太平洋及其島嶼以及陸地”。經濟學家J·A·霍布森（J.A.Hobson）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宣稱帝國主義是“西方世界當代政治最強大的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海軍上校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他于1890年出版了《海上力量對1660—1783年歷史的影響》一書，認為國家的偉大和繁榮都源于海上力量，強烈主張美國控制加勒比地區、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加勒比地區的地峽運河以及在太平洋地區傳播西方文明。西奧多·羅斯福同樣鼓動美國進軍太平洋，認為太平洋應該屬于美國，這給1903年曾經赴美參觀考察的梁啟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歸來后所做的《新大陸游記》一書中特意提及。

從實際的歷史發生來看，美國并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后，才想到要在更廣大的范圍內充實美國夢想、實踐美國式的“天定命運”；美國也并非真的以“孤立”為求，它的諸多行動都在告訴人們：世界有它一份。

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著的《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一書，向人們展現了一個另類美國，這個美國從其誕生時起，就充滿了雄心抱負。美國成為全球性領導型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后才發生的事情，然而，在美洲這塊地域，美國甫一建國即四處擴張，不久就在美洲大陸建立起了領袖地位。1823的“門羅宣言”聲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它的言外之意，是歐洲列強不可再染指美洲大陸，那里是美國人的天下，美洲的事務由美國來管。

美國充當領導型國家，是從美洲開始的，孤立主義其實不過是孤立在歐洲的是非之外，但在美國的家門口，實際上是美洲主義。

當時的美國認為歐洲是奉行君主專制的舊世界，保持著落后的政治文化，而且歐洲國家之間打來打去一片混亂，所以美國不應參與進去蹚歐洲的混水。美洲這邊則是新大陸，已經開辟了民主共和的新方向，所建筑起來的是人類文明的“山巔之城”，美國要“保護”整個美洲不受舊大陸的君主專制的污染，要推廣美國式的民主自由。

美國孤立于歐洲之外，但不等于孤立于整個世界之外，在美洲這個地盤上，美國是要繼續耕耘的，要在那里將美國的標準和價值推而廣之。在1904年國會年度演說中，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出了后來被人們所熟知的門羅主義的羅斯福推論：簡而言之，既然門羅主義是禁止歐洲人干涉美洲地區事務的原則，美國就有理由搶在外人前面采取行動首先干涉。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1796年在其卸任演說中倡導孤立主義，是因為當時美國比較弱小，還不足以與歐洲列強在其他地方抗爭。所謂的孤立只是不蹚歐洲的混水，歐洲之外的地方，還是要去蹚的。

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前期，美國正在向全球性領導國家轉變，其時美國在對外介入問題上，采取了三種方式：向東對歐洲采取避免卷入戰爭的“我們不介入”的策略；向南對拉丁美洲則采取門羅主義的“你們別介入”的策略；而向西越過太平洋采取門戶開放的“我們都介入”的策略。

所以，把美國的孤立主義理解成關起門來管好自己的事情，那是大錯特錯。在成為全球性大國之前，美國先成為了在美洲的地區性大國，對地區性事務是有發言權和發言意圖的，它是美洲國際關系的調解者、地區事務的主要參與者和國際制度設計者。在除歐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美國也選擇了能介入則介入的政策，并非孤懸于世界之外，而是日益密切主動卷入世界之中。

走向孤立主義，還是戰略收縮？

當前的特朗普和美國共和黨明確表達了對全球化的反對，意圖通過19世紀式的關稅保護手段重振制造業；同時表示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機制和組織、讓盟國分擔更多軍事支出，不愿再承擔諸多國際義務。這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就曾付諸行動，在他的第二任期內非常可能進一步推進。

2017年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新華網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特朗普的美國將步入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遺世獨立”式的孤立主義，原因在于，一是這可能并非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本意，二是這可能也無法達成19世紀美國選擇孤立主義所產生的類似效果。

當然，以19世紀的美國實際上是孤立主義與帝國主義相雜揉來對照，我們可以從最低層面認為美國可能回歸孤立主義，它主要指向三個層面：一是在經濟上，退出自由貿易，用高關稅重振美國制造業；二是在政治上，放棄多邊主義，拒絕承擔以往所承擔的諸多國際責任；三是在文化和種族上，對外來移民關閉大門，重建新教文化的主體地位，再次明確國家的政治和文化邊界。除此之外，美國為自身國家利益和“再次偉大”計，與世界其他地方肯定還會維持或產生新的關聯，只是美國介入其中的具體方式會與以往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