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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金比較深層地提出了一個什么問題？實際上是對所謂的“政黨一定是某個社會階級或者社會基礎”這種整個分析思考方法的一種質疑。我們可能過于受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看一個東西一定要找它的社會基礎。但實際上這種catch-all party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它表明，特別在社會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巨大的動蕩和不確定性的時候，社會更多處于一種動態的，某一社會階層并不一定明確地知道自己的偏好、利益何在，他們往往取決于這個政黨提出的綱領的具體內容，和對他們的吸引力如何。

但這個現象是不是就說明階級分析就完全沒有意義了？我舉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剛才我們說認為小資產階級是法西斯主義社會基礎的這個理論的主要代表是李普塞特，但是李普塞特的一個學生，加州伯克利分校的魯珀特，寫了一本書，叫《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或社會民主》，副標題是“社會階級和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之間的體制”，他主要分析在一戰和二戰期間，歐洲各國為什么出現了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三種不同的機制。他還是做了一些社會階級的分析，但是這個社會階級的分析更加精致一些，它特別提到政黨不是有一個固定的社會基礎，而是和政黨的政策有關。魯珀特分析了三種體制，自由、社會民主制和法西斯主義，這三種體制在兩次大戰之間逐步成形，并且成為明顯可以互相替代的方案，特別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和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工階級需求的回應。

在1914年之前，工人追求政治和經濟權利仍然受到限制，勞工階級的抗爭依然被管束，在西歐多數地方隨著勞工權利傳統障礙在1919年的崩潰，這種管束已經不再可能。接下來幾年是探求穩定政治權力平衡，提供治理經濟有效方法，同時緩解、協調甚至贖買組織化工人訴求的政治經濟方案，這種競爭的時期，在這些探究中形成了自由民主制、社會民主制和法西斯主義。

這三種政體一個是以英國、法國、瑞士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義政體，這個自由主義政體的核心是形成了一個lib-lab聯盟，就是liberalism和labor，自由主義和勞工形成了一個聯盟，它的中產階級實際上相對內部比較穩定和一致，它是改革派自由主義和英國工人聯盟的結盟。1832年英國第一次議會改革，擴大了一部分選舉權。英國第二次議會改革，把選舉權更多地擴大到包括工人階級。法國也有自由主義和勞工的聯盟，并且從第三共和國開始就已經大量出臺社會立法保障工人的權益。但是除了英國、法國等少數國家，這時候多數國家還無法實現自由主義和勞工的聯盟，自由主義政黨無法通過改革其政策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比如在德國，俾斯麥以來的國家福利型社會政策已經得到了工人階級的長期認同，而俾斯麥當然是反自由主義的保守的政黨，在自由主義無法獲得政治領導權的前提下，社會民主黨和它聲稱代表的城市工人階級與農村中產階級成功結盟的話，可以保證社會民主主義獲得領導地位，但是如果城市中產階級也就是說社會民主黨不能夠和中農，和農村的中農成功結盟，就容易導致法西斯主義獲得政權。

比較關鍵的是，在北歐國家都是社會民主黨和中農的結合，但是在德國卻沒有得到中農的支持。為什么？根據這本書里的分析，因為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本來是應該去組織農村的雇農，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農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但是這些北歐國家，特別像挪威，農村已經先被其他的社會力量，比如教會組織起來，北歐的社會民主黨沒有成功地組織雇農，并不是它不想，但是出乎它本來意料的，就是它沒有得罪中農。但是比如說像德國社會民主黨一部分時間里面，激進地去組織雇農的時候，實際上得罪了中農。在中國江西根據地的時候實際上出現了這種現象，長征以后為什么共產黨越來越在政策上改變了江西土地革命的做法，也越來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其實可以有類比的關系。

另一個我想強調，剛才提到《誰投票給希特勒？》那本書的作者在批評了大資產階級是社會基礎，也批評了小資產階級是社會基礎以后，他到底是什么觀點？他強調政黨的主動性，而不是有一種已經存在固定的社會基礎。

他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觀點，強調了退伍軍人的政治選擇，這種解釋被認為有些旁門左道或者認為是一種莫明其妙的一個東西，但實際上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種解釋。一戰期間很多都是壕溝戰，壕溝戰中有很多間歇，這個間歇里面馬克思主義也宣傳，各種思想都在宣傳，等于很多時間在壕溝里讀書。所以我說十月革命也是一戰俄國的退伍軍人的一個選擇，當然是和列寧的這個政黨的發動有很大關系。法西斯主義比如它的沖鋒隊的主要來源都是退伍軍人，包括參加希特勒慕尼黑啤酒屋最早暴動的所有元老都是，這些人都是一戰退伍軍人。退伍軍人為什么這么重要？他們其實也是這個社會運動的一個干部基礎，恰恰也和我剛才說的那種catch-all party，實際上沒有一個政黨就代表一個固定的社會基礎，而是基于上下互動的一個關系。

而退伍軍人有好幾種可能的選擇，不僅從一戰后出現了德國退伍軍人和俄國退伍軍人兩種不同的選擇，他還例舉了法國的情況，比如兩個特別的觀點，一個是二戰后1954年奠邊府失敗，法國士兵回國后非常不滿，這些士兵又結合1958年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退伍回來的士兵共同導致了戴高樂的下臺。1958年，戴高樂宣布辭職。當時有一本小說在法國很有名，就是描述這些退伍軍人、傷兵回來以后，醫院有個號召人們輸血的廣告，但它注明說這個血漿不給從奠邊府回來的這些士兵輸。這本小說里反映了士兵對這個廣告的憤怒。

與之非常類似的另一個現象是我們原來可能也沒有注意到的，葡萄牙軍隊1974年的革命，這也是導致為什么中國的香港政策和澳門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葡萄牙在1974年發生了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而這個革命的產生原因是因為退伍軍人從安哥拉殖民地失敗回來以后，在葡萄牙發動了社會主義革命，提出要把澳門歸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主動放棄接受，可能是出于對香港要同步考慮。總而言之，葡萄牙74年的退伍軍人的革命也很類似，但是幾次退伍軍人的選擇可以完全不一樣，可以是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是比較左翼的社會主義。所以，總的來說，怎么解釋法西斯主義，其實是觸及到一些最深刻的問題，也挑戰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因為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政黨是代表某一個社會基礎的，有一個社會基礎。

但恰恰是在社會高度變革時期，我們關于怎樣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正義的、美好的社會的這種理念的斗爭，政黨綱領和政策的競爭實際上是促使社會分化，所以才會出現所謂 catch-all party，任何party都是可以catch所有的社會階層中的一部分人。這種現象的普遍性，雖然不能解釋法西斯主義單獨的一個現象，但是如果再結合我剛才說包括退伍軍人的政治選擇這些的解釋，可能我們會對法西斯主義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同時也對我們整個對政治行為、政治的動態、政黨和社會階級的關系，可能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本文原為作者于2015年11月14日在高和系列講座上發表的演講，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