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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廣東社會，是各種互相關聯的組織的復雜混合體，這些組織包括團練、公行、秘密社會、士紳委員會、海盜幫、“公所”。而龐大的宗族組織，在廣東才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群眾組織形式。這些宗族組織是省里最大的地主，“族地”上的收入由族中長者掌管，用于資助生童學習、補貼有功名者、支付考試費用、救濟貧苦或有病的人等。有時，族田的收入干脆分給族內各家。與此相應的，這些家庭在族中買入更多土地時也要分擔支出。族田的收入是驚人的：在一個有5000戶居民的廣州三角洲鎮上，有130個祠堂，年收入租金達90萬元。

在清朝，佛山這樣的大鎮，只有420個柯堂，其祭田名義上由各家家長共管，出售時須得到他們的同意。20世紀30年代，三角洲地區族田所占百分比如下：花縣50%；東莞20%；香山20%；南海40%；順德60%；新會60%；恩平40%；番禺50%。

這樣的富裕而有影響的家族，就是廣東省一個個經濟和政治勢力的中心。從有聲望的士紳領袖的榮光中受惠的族人，或者在地方爭斗中因其是宗族成員而占據有利地位的族人，當然不愿離開他們的保護傘。土地象征著這個統一體，象征著這個集體力量和聲望的源泉。但是，與此同時，宗族并不代表一種田園牧歌式的靜止的關系：用于津貼的租谷經常是從較窮苦的族人和本族的佃戶那里征收來的，這些農民可能而且確實對族長們強收高額地租或高利貸懷著強烈的不滿。

雖然有的宗族的族規禁止向族人收取祭田田租，但是在那些宗族與村莊合二而一的地方，這種族規就難以實行。于是，經常有各種勢力相互推拉，有時分裂、有時團結著宗族。這些力量會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最明顯的是，一邊表現為階級關系，另一邊表現為親屬關系，二者共存于宗族之內。地主與佃農各自與別的宗族內的伙伴們有著即使不是現實的，也是潛在的共同的階級利益。但與此同時，這種橫向的聯合又因為縱向的親屬關系而有所減弱。

基于此，宗族之間的關系是非常緊密的，利益糾葛使得宗族與宗族之間經常因爭奪財富和土地而械斗，而這種械斗一旦發生必然是群體事件。

1908年，廣東嶺南，出發前去彈壓宗族械斗的清兵

當時，乾隆皇帝也開始注意到了宗族斗爭：“粵東隨嗣堂租每滋械斗頂兇之弊……建祠置產以供祭祀瞻族之資，果能安分敦睦，……何嘗不善？若倚恃族蕃貲厚，欺壓鄉民，甚至聚眾械斗，牟利頂兇，染成惡習，其漸自不可長。此等刁風，閩廣兩省為尤甚。”（《鄉村中國：19世紀帝國的控制》）

皇帝命令對此進行一次調查，結果表明：有些宗族控制著大量的“祭田”，族內各家輪流收取每年的地租，同時由這一家支付相關的土地稅并把剩余部分放債取息。富者日富，很快農村就分為極富的族與極窮的族，前者無疑會壓迫后者。

但是，如果兩個勢力、財力相當的宗族由于土地、水權等問題發生爭執，就只有兵戎相見，一決勝負。于是，他們就會籌劃一場戰斗，族人集合在祠堂中，他們得到保證，受傷者會有獎賞，死者會有奉入祠堂的榮譽，殘廢者則給予終身的津貼。如果因殺死敵方一人而受到官府的注意的話，那么，族內另外一個由于其他罪名而被追捕的人將自愿作為“頂兇”，他的自首應付了官府，而他的家屬則可以從宗族的基金中得到一份固定的收入。

在廣東，宗族斗爭是由族長們公開決定和組織的。因為對于族長們來說，這是擴大他們的勢力以及加強對祠田的宗族控制的重要方法。反過來，祠田又為斗爭提供了費用。歸根結底，宗族斗爭所謀求的價值和所允諾的獎賞，加強著宗族的團結和較富裕階層的控制力。

19世紀時，宗族械斗成了廣東的地方病，不少地方甚至長期處于“長期混亂”的狀態中，隨處可見設防的村莊、高高的圍墻、土壩、碉堡和半職業的打手。如果兩個族群相互敵視，就會不斷發生沖突，用血寫復仇檄文，毀壞對方的墳墓，并且雇用“敢死隊”或者“頂兇者”。

大多數這樣的爭斗都起因于水利或土地，有意思的是，各族之間寧愿兵戎相見，都不愿到地方官的大堂上去申訴。因為在那里，他們會遭到勒索，或被迫接受不可捉摸的審理。當暴亂的地區趨于擴大，雇傭兵就出現了。

有的宗族聯合其他無親屬關系但同姓的族來擴大他們的同盟網，甚至團練也成了宗族擴張的工具。“為了共同防衛之目的，同族人集中起來結成保甲，而保甲則招募地方團練，巡邏放哨。所有這些事務，都是在祠堂里分派的，所以祠堂必須變成軍事指揮部和團練集合的地方。”（《中國東南地區的族系組織》）

廣東的宗族與團練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已合為一體，團練的首領就是宗族的首領。傷者或死者被賞以祠田，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能得到被列入宗祠的榮耀。

天翻地覆的變化發生在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1950年，當年的政務院通過《鄉人民政府組織通則》，規定設立鄉一級政府。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自秦朝以來一直以縣為地方最低層和民國以來以鄉村作為地方自治基礎的做法，將政權的觸角直接延伸至農村基層，不僅把黨支部建在村上，還以村為單位建立了共青團組織民兵組織和婦女組織。

在其后到80年代的時間里，土地革命、土改復查合作化、公社化、四清、還有那十年......一波緊接一波的政治浪潮席卷農村，宗族幾乎面臨滅頂之災。作為組織形式的宗族機構被宣布為非法，宗族制度被視作封建階級的一套予以取締；族田和其他財產被沒收充公，宗族的經濟基礎被摧垮；作為宗族象征的族譜被收繳焚毀，祠堂中的牌位被收走毀棄，廟宇被拆除，祠堂被掃地作他用；聯宗活動被迫中止，祭祖不能公開進行，甚至連給新生兒取名都必須避免族內已經排好的字輩。在意識形態的領域內，以階級的界限來取代宗族的界限。

簡而言之，1949年之后到80年代，農村社會結構的最大變化是宗族勢力的衰弱，宗族失去了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與在信仰體系中的合理性。

改革開放后，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迅速，宗族也迅速地獲得復興。聯宗活動重新啟動，大規模的尋根祭祖儀式層出不窮。同時，宗族所賴以存在的資源被激活，比如重修族譜，維修擴建舊宗祠或建筑新的祠堂，修葺祖墳等等。在這個過程中，與宗族活動相關的一些組織重建起來，而一些活動和儀式如宗廟和祠堂的建制、祖先神位的排列祭祀活動的時間、祭祀人員的組成和序列祭祀經費的籌措在許多地方亦被制度化。

1982年，廣東始興，民間保存完好的《張氏族譜》

80年代初期恰好為宗族復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緣。改革開放后政策的改變與控制的放松為宗族的復興創造了相對密切配合的制度環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施行使得人們在從事生產活動時必須承求互助，對于聚族而居的人們而言，同宗親之間的互助顯然比外姓人之間的互助來得更為緊密，溫飽問題的解決和財富的增加使宗族的復興有了經濟的基礎，對外開放與華僑返鄉從客觀上加速了宗族復興的過程。

因為宗族制度的復雜成因，加上百年來的歷史基底，復興是必然的結果，我們不能說是宗族導致了像博社村這樣的“制毒村”，但這個巨大的“制毒聯盟”中，之所以牢不可破恰恰是基于了宗族的團結。可以這么說，“宗族現象”是一個雙刃劍，在好人手里它會是凝聚力量的寶藏，在惡人手里就會成為保護罪惡的溫床。

參考資料：《鄉村中國：19世紀帝國的控制》蕭公權；《中國東南地區的族系組織》莫里斯·弗里德曼；《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美）魏斐德；《當代華南的宗族與社會》周大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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