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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觀察者網譯者 武漢科技大學 吳萬偉 校對/ 岑少宇】

國家總是需要這些重要人物給我們指導，但他們還與我們同在嗎？如果在，他們是誰？

在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總統選舉之后，能提出極具影響力觀點的專家和評論家，試圖找出令許多人大感意外的民粹主義狂熱的原因。在眾多的評論文章和書籍（比如《專家之死》）中，人們的共識似乎是：書呆子們都死了。

這個令人痛苦的結論特別看重公共知識分子，就是他們在1787年制憲會議的116個激烈爭吵的日子里創造了這個國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人完全依靠詞語創建了新國家。接著，他們用85個報紙專欄支持這個國家，解釋和捍衛其工作的這些文章使用的筆名是普布利烏斯（Publius），現在被稱為《聯邦黨人文集》。

曾經有段時間，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與公共知識分子是混淆起來的。他們是我們的宣講者和老師，在危機時刻就會發現他們的聲音。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激烈抨擊美國人擁抱奴隸制，而他的同行牧師亨利·沃德·比奇（Henry Ward Beecher）通過前往歐洲游歷，并發表一系列演講消除歐洲承認南部聯邦政府的欲望，從而挽救了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智慧運動獲得新進展，退伍軍人法案（the G.I. Bill）讓美國大學大幅度增加了潛力。在這個思想繁榮的階段，在專業化完全站穩腳跟之前，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向渴望獲得思想啟蒙的接受大學教育的男男女女解釋戰后世界。

電視提供了新鮮的舞臺。1960年代后期開啟的美國廣播公司（ABC）的“迪克·卡維特節目”（The Dick Cavett Show）、公共電視臺的小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射擊線”（Firing Line）吸引了思想界的目光。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1969年加入伯克利的“越南與知識分子”討論。在卡維特節目中，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給一位耶魯哲學教授勾畫了美國的日常種族主義。

文學批評家卡米拉·帕格利亞（Camille Paglia）、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和阿里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1990年代后期還出現在“射擊線”節目中。“女性運動是一場災難”是純粹的伯克利言論，但實際上，那是現在很少會出現的一場辯論。我們的聊天內容都集中在右派的福克斯新聞或左派的后半夜喜劇節目中。

或許是在1978年達到最后的高峰，《民眾》雜志恭維隨筆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是“美國知識分子首席歌星”，注意到她藏有8000卷書的圖書館，她黑色的雷克斯鱷魚皮馬靴和她的工作習慣：“她喝咖啡，吃搖頭丸。”之前之后從來沒有美國知識分子擁有足夠的魅力能給結賬通道帶來榮光。

僅僅幾年之后，在1985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公開譴責學界的專業化已經使得最優秀的人失去了爭吵能力。他敦促學界同事參與到“就共同關心的問題與同胞進行的對話中。”

當今的悲觀主義者認為，眼下學術界的威脅恰恰是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嚴重缺乏。我們在社交媒體影響下，陷入“確認偏見”的泡沫中，自我孤立，而社交媒體尤其是推特上從事“計算宣傳”（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發帖機器人，則靠發布虛假新聞，激化極端的黨派偏見。如果只對圈內人講話，你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

其實，信息爆炸對思想生活的影響在1968年時就被人預測到了，著名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加拿大預言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憂郁的電視節目演播室中，討論越來越技術化的時代里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麥克盧漢以其特別的摩西式抑揚頓挫的調子平靜地預測，媒體將把人類帶回到部落主義狀態。因為我們不能吸收每個數據點或者認識這么多人。他解釋說，我們只能依靠俗套觀念。麥克盧漢說，“當你給予人們太多的信息時，他們只好求助于模式認知。”

圖片說明：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星空的觀星指南

圖上文字：因為當今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有很多，往往形成不同的星簇，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置于不同的類別。應該承認這樣的“天文學”是很可笑的（是的，我們認識到這些“明星”并不會繞著行星轉），但這是大概的指南，幫助我們了解引領國民對話的杰出人物。肉眼看不見的是長期閃亮的明星如諾姆·喬姆斯基，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查爾斯·默雷（Charles Murray）、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羅伯特·萊奇（Robert Reich）、葛蘿莉亞·史丹能（Gloria Steinem）、蓋瑞·威爾斯（Garry Wills）和威爾遜（E.O. Wilson）。我們密切關注來自硅谷的新明星，包括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 Sandberg）和皮特·泰爾（Peter Thiel）。

七大星群：

女權主義者 右派

左派 解釋者 科學專家

專門家 崛起的新星

當然，在2017年，我們不是沒有信息，而是信息太多了。我們瀏覽打包的信息流，去尋找支持我們視角的熱門話題和觀點。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或許對在線的或其他地方的激烈爭論采取不同的視角。它事實上成為一種部落主義，其標志是咄咄逼人地堅持連貫性。按照社會學家的觀點，人類通常求助于恃強凌弱和道德譴責來維持社會整體的團結。或許我們的有線電視新聞戰爭和臉書上的互撕不是思想話語的垂死掙扎，畢竟有跡象說明這個全國性的“部落”正竭力將各部分團結起來。

思想討論的潛在市場變得更大了。美國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擁有四年制的大學學位，這是空前的高度。因為女性畢業生和黑人、拉美裔畢業生大幅增加，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看起來已經與從前不同了。并不偶然的是，某些增長最快的思想燈塔來自有色人種，比如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和羅可珊·蓋伊（Roxane Gay）。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公共知識分總是出現在國家陷入嚴重分裂的時刻：內戰時、越戰時、爭取民權和女權斗爭的時候等。在意識形態嚴重分歧的當今時刻可能看到公共知識分子的回歸，就在我們需要他們的時候，會出現那些能夠溝通情感壁壘的思想家和評論家。不過這次，他們有可能出現在在線論壇上，并可能攪動起更多的播客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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