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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沸騰

1992年——高考恢復的15年后，總設計師又定義了一個新的時代，那是一個被“南巡講話“、”春天的故事“和”下海“定義的風云浪潮。

不過，這些故事的發端卻是在1991年春天。那年春天，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三篇與眾不同的評論，作者都是一個化名為“皇甫平“的人。他在文章中警告人們“不要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化”，并且在末尾高呼，”撫今憶昔，歷史雄辯的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

這些話如今聽來或許有些空洞，但在當時，全國媒體都在猛烈抨擊“右的錯誤”。只是皇甫平在接下來的文章里說，“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果然，文章發出來，北京的《當代思潮》立刻撰文回擊：“改革開放就可以不問姓資姓社嗎？”

這場爭論隨即變成了輿論場的隔空交鋒，先是《求是》發了篇《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光明日報》一字不少全文轉載，宣傳部門也不甘落伍，來了篇《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沒過多久，另一方后來居上——《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周瑞金去了北京，成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當時，剛剛經歷過價格闖關的中國走向了十字路口，加之前蘇聯解體帶來的沖擊，社會輿論充斥著“和平演變”的論調和姓資姓社的爭論，各項經濟數據停滯不前，彷徨中的中國應該走向何處，急需決策層拍板定調。

之后的事情人們再熟悉不過，1992年春天，88歲的總設計師來到深圳，用四川鄉音發表了一番講話。擅長搞大新聞的香港記者顯然不會錯過對岸的風吹草動，《大公報》一針見血劃出了重點：“鄧小平鼓勵大膽改革，稱誰不改革誰下臺”。

南巡講話結束后，兩個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出臺，緊接著十四大召開，“市場經濟”被寫進黨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經商的熱潮。

深圳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橋頭堡

后來，泰康人壽創始人陳東升把體制內官員的下海總結為，“用計劃經濟的余威，搶占市場經濟的灘頭”。不過，挽起袖子跑步殺向市場經濟的還有大批知識分子：復旦教授郭廣昌、北大青年教師俞敏洪、河南舞陽鋼鐵廠車間主任許家印，都在那年投入商海大潮。后來，這一批人有了一個集體頭銜——九二派。

同一時間，高考也迎來了一系列改革，比如高校招生并軌、“3+X”試點以及大規模的高校擴招。盡管在整個90年代，人們依然將高考視為出人頭地的唯一路徑，但伴隨著經濟的繁榮與更大層面的改革開放，高考身上“改變命運”的成色慢慢消退，獲得成功的渠道逐漸多元。

清華大學教授李強曾將建國后中產階級的形成渠道分成三類：教育渠道、專業技術渠道和市場渠道，如果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考大學、學技術、做生意。

彼時，西方世界將中國視作下一個蘇聯，但中國卻迎來了新的繁榮。一句“廣東二十年趕上四小龍”，一批砸爛鐵飯碗的下海官員，是經歷陣痛的中國煥發的勃勃生機。

1992年，從停滯到前進，提出適合中國特色的發展觀念，高考改變命運的成色慢慢消退，這是思想的創新。

03.危機

2003年，令考生們焦頭爛額的不光有SARS，還有震驚全國的“數學慘案”。

四川南充市高三學生楊某，由于之前摸底考試成績不理想，高考兩天前，潛入縣教育局辦公大樓，切斷報警電源，從保密室偷走了語文卷、英語卷、文科數學卷、理科數學卷、文科綜合卷、理科綜合卷各一份。

隨后，采用全國卷的省份全部緊急替換成了難度飆升的備用B卷。后來網友戲稱，楊某就是那年“數學慘案”的罪魁禍首。

殘酷、措手不及，很多人在長達兩個小時的煎熬之后，走出數學考場就哭了。一位差點通過奧數被保送到大學的考生說：“這是僅次于奧數難度的試卷。”在數學全國平均得分50分的映襯之下，那年的高考也被稱之為“史上第二難的高考”。

在2003年之前，高考時間一直被定格在7月7日，那時，很多偏遠地區的學校甚至還沒裝上風扇，高考期間酷熱難耐。輿論交鋒之下，教育部決定從2003年開始，將高考日期固定安排在每年的6月7日至9日。

第一批面對高考提前的學生，內心的忐忑可想而知，更不用提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所有高三學生的計劃。《北京晚報》曾聯合搜狐網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希望高考推遲的人占到56%。

當時，學生們獲取外部信息的渠道遠不如現在發達，主要是靠班主任傳達，以及同學之間聊天，有關高考日期的傳言一時甚囂塵上。

但到了5月5日，教育部正式宣布，高考會在6月7日正常開始。對613萬考生來說，當如期高考的消息傳來，既是當頭棒喝，又是一種解脫。而對決策層和全國各個城市的管理者來說，疫情中的高考，也是一場對危機應對能力的考驗。

在北京，為了減少人員聚集與交叉感染，填報志愿被史無前例的調整到了考試成績公布之后進行，由原來的5月15日、16日兩天調整到6月27日、28日兩天。考場也由原計劃的3200個猛增到4800個，每個考場的考生人數由30人下調到20人。所有考點還設置了3個備用考場，用來接收有異常癥狀的考生。

2003年高考，北京一處考點

而早在5月底，各個省市就輪番開展了高考防SARS演練，從全副武裝的防治疫情專用車、到烈日下被防護服裹得嚴嚴實實的防疫人員、再到遍布大街小巷的排查室，整個國家在不到兩個月里，完成了一次為高考準備的緊急動員。

6月7日，613萬學生帶著健康證進入考場，與這場考試背后的千萬名醫生、警察和教師一起度過了屏息凝神的48個小時。醫生跟著老師一起監考的景象，也成了足以載入高考史冊的一幕。

當這場緊急動員伴隨疫情一起結束，更大層面的改革也隨之起步：政府拉開轟轟烈烈的醫改大幕，全面健全和完善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尤其是農村地區公共衛生體系。事實上，多數行業的改革路線，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塑造出來的。

隨后幾年里，承襲“三明模式”的藥品費用改革迅速在全國鋪開；醫保領域的改革更是勢如破竹，95%的國民被納入醫保，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例不斷下降，成為SARS之后新醫改實打實的成績。醫改中最難啃的公立醫院體系，也在今年的新冠肺炎防控戰中得到了檢驗。

今年，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調兵中，全國各地的公立醫院做到了“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甚至出現了“東齊魯、西華西，北協和、南湘雅”四大公立醫院會師的景象。幾百只醫療隊和4萬多名醫護人員中，大部分都來自軍方和公立醫院。如今疫情防控的穩定局面，有無數醫護人員的付出，也有用難以量化的代價換來的經驗和教訓。

出征湖北的寧夏醫療隊

SARS那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最終沒有對中國的高考形成沖擊，卻推動中國建立了全世界獨有公共醫療衛生體系。

2003年，從無措到從容，最終迎來了體系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