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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的“中產階級”的標準設定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對中產階級的定義通常采用兩個標準，一是收入水平，二是受訪者的自我界定。顯然，在這種標準下，中產階級只是個統計類別，而不是有實際意義的階級類別。以收入水平來衡量，掩蓋了資本占有上的絕對不平等；以自我界定來歸類，顯示了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對工人階級的成功洗腦。

然而，事實終究還是會露出水面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發現，除了二戰后的短暫時期，資本性收入與勞動性收入從來都有著巨大差距，而且在1970年代之后差距越拉越大，導致了今天西方世界的貧富極端分化。

而美國的工人階級在去階級化的中產社會假象下，成了溫水中的青蛙，雖然30多年來經歷了收入增長停滯、經濟地位惡化，卻遲遲未能覺醒。直到全球化造成的惡果已經覆水難收，才開始表達不滿。

從選舉數據看，2008年、2012年，正是這一群人把選票投給了奧巴馬，期望他標榜的“變化”能夠改變局面，但結果卻令人失望。于是2016年他們憤怒地把票投給特朗普。可是，在制度不發生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4年或8年后，他們仍然注定會失望。

兩黨都試過了，他們又能依賴誰？在擁有力量的時候未曾抗爭，現在作為一個沒落的階級，他們更不可能討到“說法”。也許2016年大選就是美國白人產業工人階級告別歷史的最后一聲悲鳴。

那么有人疑惑了：民主黨不是一向代表勞工利益的嗎？民主黨重視福利、醫療、弱勢群體，不是有利于工人階級利益嗎？

這里涉及到美國的一個特殊情況。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作為新的“相對剩余勞動”的來源，移民一向被美國統治階級當作化解工人階級反抗的武器。1860年代的工人運動就是被《聯邦移民法》所摧毀的，1960-1970年代一度強大的有組織的工會也是在全球化和移民政策的雙重作用下衰落的。

美國統治者的政策目的性很清晰：相對于移民群體，美國工人階級不是經濟狀況最低的，因而他們存在著一種優越感，因而一方面，民權運動以來各種平權和福利政策要以移民和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為主要目標，卻要中產階級交更多的稅，這自然激起了白人工人階級對“逆向歧視”的憎恨。

另一方面，微薄的福利金、醫療保障、最低工資等利益對于已經有房有車的白人中產階級根本不具有吸引力，反而會成為他們與下層有房有車的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之源。導致的結果就是——如各種社會統計所發現的——中層白人最仇視的恰恰不是真正的大富豪，而是比他們經濟地位略高的專業人士階層和經濟地位低于他們的移民勞工階層。

單靠種族問題還不足以長期掩蓋階級問題，政治和文化精英階層通過不斷挑起種族、性別、環境、家庭、同性戀、墮胎乃至槍支等“低政治”議題，在長達40多年的時間里成功地將“階級”這個“高政治”議題壓制在社會主流的“政治正確”之下。

一場毫無希望的回歸

放在這場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文化戰爭角度下來看，2016年大選中的階級回歸現象就豁然開朗了。同時，基于這個歷史判斷，我們也可以判定特朗普所宣稱的那些保障白人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也不可能實施。就拿就業崗位回流和貿易戰這兩個政策來說吧。

先看就業崗位回流：資本的逐漸本性決定了跨國公司不可能為保障國內的就業崗位而蒙受損失，最后無非兩個結果，一是企業以就業崗位為籌碼相要挾，從聯邦政府獲得更多的補貼，二是加快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應用，使已經成為“相對剩余人口”的傳統產業工人越來越變成“絕對剩余人口”，喪失與資本博弈的任何機會。

再來看貿易失衡：美國70年代以來對工人階級反抗的消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外國輸入的大量廉價商品，使所謂中產階級感受不到收入停滯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險。現在恰逢矛盾變得更加尖銳之際，搞貿易戰或保護主義會陡然提高國內生活成本，導致中等階層的激烈反彈，這顯然不符合“溫水煮青蛙”的長期策略，除非特朗普是個共產主義戰士，否則他不可能動用這一招。

因而，特朗普上臺后，抬著他進白宮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一定會再次失望。特朗普是與大資本還是與中上層結盟，現在還不大看得清楚，但是他不會與中層乃至中下層結盟是一定的。

而美國的白人工人階級，在其最強大的時代做出了妥協，“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了長子權”，與資本家共謀，分享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剝削。

現在美國的生產方式已經遠遠超出了工業階段，新科技和新產業天天都在挖去白人工人階級腳下的根基，全球化和移民始終在摧毀他們的博弈手段，他們終于意識到了自己不可挽回的沒落，絕望地抓住普選制這根救命稻草。但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被資本俘獲的國家，階級政治的回歸只能是一場無望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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