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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范勇鵬】

一

由中國建設的肯尼亞一百多年來第一條新鐵路——蒙內鐵路開通了。

在肯尼亞最大的港口城市蒙巴薩，我們驅車前往始發站。

剛剛離開的酒店不亞于中國的海濱度假酒店，椰樹沙灘、紅酒牛排、衣著潔凈的侍者禮貌地問候賓客。

出了酒店，卻立刻進入另外一個世界。塵土飛揚的街道上，跑著大量日本二手車。小公共車身涂滿五顏六色的圖案，黑人小伙掛在車門上拉客。隨處可見倚墻而立的閑人，穿著臟得看不出本色的背心或T裇，赤腳或趿著人字拖，目光懶散地看著我們的車馳過。

城郊公路邊的綠地里，還有馬塞人在放羊，他們是東非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自由地在大地上遷徒，城市也擋不住他們放牧的路線。路邊除了少數像樣一點的樓房，大多是破舊的板棚。市中心的穆斯林區，隨處可見印巴面孔的行人。

我們的車無論到哪，前邊都有警車開道。說是警車，其實是輛敞篷吉普，車廂里坐著三四名警察，一刻不離手的是AK-47或是德式G-3突擊步槍。那些警察大多是士兵出身，有幾位還參加過索馬里內戰。聊天時，一位小伙自豪地拍著槍托說，這種槍，600米外，啪的一槍就能把敵人干掉。然后憨厚地笑著，露出了潔白的牙齒。

酒店內外一墻之隔，感覺不僅僅是在地理空間中穿行，也是在歷史時間和社會等級間穿行。酒店中，感覺和今天世界處在同一個時代；到了城市街頭，卻讓我無法不回憶起80年代初的中國縣城；稍微離開城市，就感覺又向前穿越了半個世紀，進入了我從未經歷過的一種落后和貧窮的狀態。

車子穿越海灣大橋進入蒙巴薩島時，遙遙望見左側堆積如山的城市垃圾，如果不是盤旋在天空的各種食腐鳥類，特別是幾乎成為肯尼亞標志的非洲禿鸛，我保準會以為那是天然形成的礁石海岸。等我想起關車窗卻為時已晚，幾分鐘后才駛出那種令人終生難忘的惡臭。可是，掩鼻屏氣時，卻無法不注意到，在那樣的垃圾山上，有拾荒孩子的身影。據說，周邊有不少居民都以撿拾垃圾為生。

二

這樣的景色，難免讓我記起前一晚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餐桌上聽到的一位當地法學教授的話。他反對修建蒙內鐵路，因為鐵路從國家公園穿過，會威脅野生動物的生活。我問，那人民如何發展呢？他說人民過得很好，為什么要發展。我指著一桌美食說，鐵路至少可以讓內羅畢居民吃上更便宜更好的食物，他回答說人們并不一定非要吃這些東西。

我不了解肯尼亞的文化，也不敢妄自判斷他的話是不是有什么特別的道理。作為中國人，我過去經常因西方人對我的國家橫加指責而不快，所以面對非洲人，我也提醒自己不要產生自以為是的傲慢。但是走過蒙巴薩的街道，看過這個失業率高達40%的國家，凝視過那些純真而貧窮的孩子的眼睛，我無法說服自己接受那位教授的觀點。

當然，我還是提醒自己，我依然在用中國人的頭腦看問題。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平等化、理性化過程，一百多年的救亡、解放和70多年的建設、改革，中國文化必然有許多與其他文化不同之處。也許我們習以為常的平等訴求，對非洲人民尚未成為一個習慣，也許我們祖先喊出的“等貴賤均貧富”，在這里還沒有成為一種值得追求的現實。

設想我是一個非洲知識精英，從小講著流利的英語，在英美的大學受教育，熟悉西方的思想和品味，和西方的精英談笑風生，我會把自己與窗外那些靠討幾百先令小費糊口的下層人視作平等的同胞嗎？他們的生存與美好的環境，哪個對我更重要？我無法回答。

三

在蒙巴薩港口，肯尼亞人載歌載舞。遠處是集裝箱碼頭，與中國的許多大港口相比，頂多算是聊勝于無，但它已經是東非第一大港。蒙內鐵路，以及規劃中的東非鐵路網將把它與內羅畢以及東非腹地緊密地聯通起來。巨幅廣告牌上用中文寫著“一帶一路”。正是一帶一路使此地成為一個交匯點，把東非和印度洋、和亞太、和中國聯通起來。

總統演講結束，一聲汽笛長鳴，開往內羅畢的第一列貨運列車緩緩開出，人們簇擁在鐵道兩旁盡情歡呼，我被擠入黑人兄弟姐妹狂歡的人流，像漂浮在黑色的海洋中，隨波逐流地感受著他們的喜悅和熱情。

這條鐵路會給肯尼亞和東非人民帶來什么？眼下人們談論最多的是對當地就業、貿易、產業升級和長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蒙內鐵路本身的修筑已經給肯尼亞帶來了三萬人的就業、1%以上的GDP，據估計通車后對GDP的貢獻將超過1.5%。隨著東非鐵路網的繼續修建，這種經濟拉動效果會更加明顯。

另外，中國對當地建筑工人、工程師和鐵路運營人員的培訓也將大大提升當地的人力資本。但是，除了這些，我認為東非鐵路網的建設具有更加長遠和宏大的影響。

首先，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將開啟非洲國家建構的新階段

成功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國家，不管是歐洲民族國家，美蘇聯邦國家，東亞儒教國家，還是今天的中國，大多具備以下幾個關鍵的要素，一是強有力的國家政府，二是比較均質化的人口，三是凝聚型的文化或意識形態。

在非殖民化過程中，歐洲人雖然表面上還非洲人以獨立，卻留下了嚴重阻礙非洲國家建設的“遺產”：殖民者基于傳統殖民地和勢力范圍而劃分的國界完全無視當地民族和部落的自然分布，埋下了永恒的矛盾根源。西方扶植部分民族作代理人，激化了民族仇恨，導致了大量的民族仇殺，其實最典型的就是盧旺達大屠殺。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人為給非洲套上了一神教的枷鎖，特別是在東非和北非地區引起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長期沖突。荒唐的國境線、民族和宗教的分界線像鎖鏈一般橫豎交加于非洲大陸身上。

雪上加霜的是，二戰后西方的政治學家傳授給非洲人的，不是自己曾經賴以成功的秘訣，而是另一套虛假的“成功學”：強社會、弱國家，重程序和法治、輕效率和治理，鼓吹個人權利和自由、削弱集體意識和美德。

于是，前現代的非洲人在現代化的挑戰面前，卻建立起了后現代的政治體制。這種時代性錯位幾乎扼殺了非洲國家成功發展的一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