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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房寧】

世界上有許多南轅北轍的事情，選舉和民主這對孿生兄弟就走了岔道，甚至走到了對立面。舉世矚目的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政治事件，它的重大意義之一就是深刻揭示出了現代政治中選舉與民主的內在矛盾。

民主的基本含義是人民主權，即人民被認定為國家權力的主體。另一方面，人民作為一個龐大的自在群體無法直接支配與運作權力而需要委托代理人行使權力。于是，選舉就被認定為人民委托代理人的授權過程。簡而言之，人民主權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內涵而選舉則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內容和形式本應是共生相融、互為表里。

但2016年美國大選讓人們深感困惑，明明是美國人民用自己手中選票選出一位能夠代表他們的，至少是能夠得到他們當中多數人認可的最高行政長官。然而，現實情況卻是讓美國選民深感無奈與糾結，根據選前多個機構的多次民意調查，超過60%的美國民眾對美國兩大政黨最終推出的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都不滿意。再根據投票出口調查，即使在參加投票的選民中也分別只有36%和33%的選民認為希拉里和特朗普是誠實的。用專業一點的術語說，美國選民在這次選舉中很大程度上是在做否定性投票。一位女性選民的話很有代表性，她說：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把我嚇到了，11月8號要去給嚇我輕一點的那位投上一票。換句中國話說，這就叫“兩害相權取其輕”。

過去曾有人揶揄西方民主說，兩個壞蛋里選一個壞蛋就叫民主，只有一個壞蛋沒得選那叫專制。如今這種政治諷刺、黑色幽默居然在舉世矚目的重大選舉中變成了現實，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民主政治的反思。

問題的嚴重性甚至還不在于美國政治制度已經無法保證多數人民的意志決定政治領導人，我們稍稍分析研究一下選舉制度及其運作就會發現，現代競爭性選舉已經成為民主政治以及人民主權概念的扼殺者。

首先，金錢政治問題。競爭性選舉都要以金錢為基礎，這是現代民主政治中的普遍現象。金錢左右選舉，鈔票支配選票，成為競爭性選舉的“原罪”。什么是現代選舉？現代選舉本質上是針對選票的賦值過程。人們往往會根據常識認為選舉是選民意志的自由表達。但偏偏這個常識是錯誤的，現代選舉并非個人意志的自由表達。

大量的選舉研究表明，在任何一次選舉中，憑借選舉權的天然屬性即人民的社會權利去投票的選民只占選民中極少部分。就像清潔的空氣和水一樣，對于那些似乎是與生俱來和天然擁有的資源與權利，人們反而不會在意和珍惜。多數選民去投票站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們所持選票的價值并非選票原有的天然價值，而是現代政黨和競選者通過各種方式最終賦予每一張選票的附加價值。

已經公布的17個特朗普內閣成員的財富，超過了美國1/3家庭財富總和

選民投票能夠獲得的具體價值多種多樣，一般包括：對于某種利益訴求的政策性滿足的預期、對于個人價值觀獲得政治肯定和保護的預期以及對于人情親情的回饋預期等等。選民手中的選票是海量和分散的，要盡可能按照每位選民的價值預期賦予其所持選票以相應價值，是一個浩繁巨大而精當準確的社會工程，需要極高水平的專業知識和極高效率的競選運作，而這一切的基礎當然是極大數量的資金。從根本上講，每一張選票上的賦值都意味著價值轉移。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張選票都是可以計算出價格的。

由于選舉必須以巨額資金為基礎，社會精英階層自然壟斷選舉，進而壟斷權力。普通社會群體成為精英競取權力游戲中的操弄對象，與權力漸行漸遠。

其次，沖突政治問題。現代選舉一般是由政黨運作的。政黨原本是社會群體的政治代表，但長期的政治運作導致現代政黨逐漸脫離原初社會群體，成為日益職業化的政治精英集團。這種現象在西方被稱為政黨蛻化。

當職業化的政黨運作選舉時，它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塑造穩定的支持群體，這在日本的選舉文化中被稱為“基盤”，在臺灣叫“基本盤”。那么如何在選舉中塑造穩定支持群體——基本盤呢？這就是現代政黨要做的第一功課——分裂選民。社會矛盾普遍存在，不同社會群體間存在利益差別，這原本是正?，F象。但由于選舉的需要，現代政黨必然要顯化和強化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和矛盾，以使特定的社會群體歸附于本黨政治主張，進而成為本黨的穩定支持者。

特朗普雖然勝選，但94%的黑人女性和68%的拉丁裔女性投給了希拉里。膚色和性別已經成為現代美國競爭性選舉的慣有戲碼

由于這種政治機制的存在，人們在所有競選中必然要看到的“戲碼”就是競選者危言聳聽的競選言論，所有的競選者及其政黨在競選中一定會挑出最具有爭議性、最能刺激社會神經的問題作為主打議題，在標榜己方的同時，極力攻擊對手，妖魔化對手。這就是在西方競選特別是美國大選中最重要的選舉手段——負面選舉，也被叫做誹謗選舉。2016年的美國大選，尤其是兩黨對決的大選決賽階段，負面選舉被演繹得淋漓盡致、登峰造極，也讓全世界的“吃瓜群眾”大開眼界、大飽眼福。

由于現代選舉中政黨的造盤、護盤行為，社會分歧與矛盾會因選舉而被人為地擴大和強化，進而造成社會周期性的分裂，造成趨向沖突的政治文化，久而久之，還會造成政黨極化和社會極化的現象。

第三，民粹政治問題。現代選舉運行以金錢為基礎，以政黨為主體，但最終的結果畢竟還是要通過普通選民的“一人一票”產生。這樣又導致了現代選舉的另一種普遍現象——民粹政治，即政策的短期化問題。選舉具有周期性，普通選民對于政黨以及當選人的預期也以執政周期為限。這樣的行為特點和選舉文化對政黨和競選者行為形成約束，使其趨向于以執政周期為限考慮競選承諾和政策設計。周而復始，導致了現代西方國家政府行為的普遍短期化。執政黨和政治領導人和進行有效的戰略規劃，而要遵從競選節奏不斷地提出短期的、易于實現的政策目標以滿足競選的需要。

“讓制造業重回美國”等明顯帶有民粹色彩的口號，讓原本是民主黨基本盤的五大湖老工業區的選民轉投了特朗普

在這次美國大選中，當選總統特朗普異軍突起，以反體制反建制為號召，吸引和凝聚厭倦了長期以來丑陋的偽善的金錢政治、精英政治的“憤怒選民”。他在競選中攻擊建制派和現行政策的要點，就是猛烈批評政府行為和政策的短期化。他痛切地指出，長期以來選舉中虛偽的承諾和上臺后鼠目寸光的施政，導致了美國的衰落。他歷數美國基礎設施、基礎工業以及文化教育衛生方面的積弊，直截了當地將之歸因于美國的所謂“政治正確性”，歸因于美國現行體制，他誓言要改變這一切。然而問題是他是否能夠改變，人們并沒有忘記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在8年前喊出的響亮競選口號就是：改變。

令人難忘的2016年美國大選終于落幕了，它給人們帶來的震撼和思考也許才剛剛開始。政治家們以及政治學家們應以此為契機認真反思一下民主政治，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似乎又應當與時俱進了。

（本文經作者房寧教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