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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小婷】

11月30日-12月3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對話會邀請了120多個國家、20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的領導人參加，這樣的大場面，在世界政黨史上可謂罕見。

對話會的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在西方面臨重重困境、政黨政治走向混亂和式微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論和實踐，這些理論和實踐能否打破國家和世界治理面臨的困境？觀察者網專訪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房寧，解讀中國政黨政治的獨特之處。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海報

觀察者網：這次高層對話會特別設置了一個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會“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一個多月前剛剛結束的十九大，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您看來，提出新時代新思想的意義有哪些？

房寧：十九大提出了“新時代”這樣一個題目，我們也是剛剛邁進這個新時代，這個時代究竟是一種什么情況，現在還在實踐當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探索形成的一套實踐和理論，至于說到新時代，還是在于實現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一個階段，是決戰的階段。

前面一百多年的探索也很重要，這個過程中有很多艱難困苦，有很多奮斗犧牲，也有很多經驗教訓，走過了很多彎路，也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一切最終能不能結出中國現代化的果實，就要看最后這三十幾年。從各國經驗來看，到了最后這個階段都是非常困難的。比如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走向強盛頂峰之前的十幾年，也有很多的社會爭議和問題矛盾。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現在講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在拉美國家身上表現的非常典型。這些國家原來發展的都不錯，也都取得了很大的現代化成就，但是在從中等收入向更高階段邁進時中斷了，而且到現在也沒有幾個國家能夠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絕大多數國家都倒在了現代化從中等水平到更高水平的過程中。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提出“新時代”，就在于要汲取歷史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中的重要教訓。從初步實現現代化基礎上向更高階段邁進，完全實現社會轉型，這個過程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絲毫不亞于我們一路走來遇到的這些艱難困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新時代”的提法還是很重要的，但在新時代中我們如何去做，還需要更多的實踐。

應該說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知道新時代正在和將要遇到的一些問題，事實上很多問題已經展現出來了，但只是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觀察者網：十八大以來，我們一直在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政治學的角度，該如何理解中國政治的現代化？

房寧：經過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后反反復復將近70年的探索，我們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基本的機制和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現在已經不存在選擇道路的問題了。我經常用“在路口”和“在路上”來形容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以“三統一”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已經建立起來了，接下來問題就是怎么發揮這個制度的作用了。所以，所謂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際上是指這個制度的運行機制。有關民主的討論，比如什么是抽象的民主、什么是具體的民主，什么是外國的民主、什么是中國的民主，這些問題的討論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就是一個做好和做壞的問題。就好比我們現在已經有一臺車了，行駛的目標是現代化，但怎么開、路況如何，這才是我們接下來要面臨的問題。

當然，我們已經搭建起來的機制和制度還是粗線條的，好比我們現在的房子有了框架，但還沒有精裝修。我們國家的治理是很粗糙的，有很多的問題，也有很多的漏洞，所以還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現在的治理體系。

制度是需要人來運行的，我們各級黨政干部、公務員這些國家治理團隊很重要，車是好車，還得看司機水平吧。目前我們在這方面遇到的問題也很多，包括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激勵、監督，他們的思想狀態、工作狀態如何，都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和不斷改進。

在未來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這個過程中，我們還要向國外學習，國外有很多經驗教訓，對我們來說，也許國外的教訓更重要，因為一個好的體系是試錯試出來的，國外走了很多彎路，付出了很多代價，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們只有好好研究他們曾經遇到過的問題，才能盡量少走彎路。

觀察者網：談到中國和西方的政黨政治，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兩者的領導人選撥機制。我們將今天中國的選拔機制概括為選賢任能模式，在您看來，這個模式與西方的選舉制度相比，有哪些優勢？同時在實踐過程中又要注意哪些問題？

房寧：西方是一個很大的概念，美國、日本、歐洲都各有各的特點，以美國為例，它的國家治理團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由競爭性選舉和政治任命產生，另一部分非民選產生，即所謂的技術官僚。我們和美國的主要區別在于，美國有決策權的政治官員主要是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的，而我們實際上是一種選拔與推舉制，部級以上高級干部是中國管理團隊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這些擁有決策權和指揮權的高級干部是如何產生的呢？

實際上有兩個機制，第一，我們的干部選拔也有群眾基礎，也就是說有一種逐級的推舉制度，從現在的實際運行來看，中國的科級干部甚至是處級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通干部甚至是普通群眾推舉的，他們是參與意見的。再往上的廳局級干部是由處級干部推選的，高層的部級干部則是由廳局級干部推選的，再往上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基本上是由部級以上干部推舉，這是一個機制，也就是說他們能夠進入被考察和被選拔的范圍，靠的是逐級推舉，也就是中國語境中的“群眾基礎”。總之是分級推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