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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在召開，三十年前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言猶在耳。近日，觀察者網刊發茅于軾、陳平等學者的私人郵件（討論之一、討論之二），他們圍繞真理檢驗標準、西方經濟學地位等話題展開討論。陳平認為經濟學不是科學，只是前科學。而茅于軾則回應檢驗真理的不是實驗，而是邏輯。陳禹、孫滌等諸多其他學者也參與其中，引發了這次國內少見的爭論。

旅美學者、芝加哥“制度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方紹偉先生也給我們來信參與討論。方紹偉先生認為，真理的標準不是實踐和邏輯，是綜合實踐的成功性、邏輯的相關性、認識的無可疑性和判斷的主體性。觀察者網刊發全文，盼更多讀者參與討論。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里，真理與“按真理行事”、“追求探索真理”、“為真理獻身”等等相聯系。我們說真理時，往往想的是真理的“價值性”和“真實性”。真理是西方“科學哲學”的熱門話題，西方人討論真理時，也同樣關心真理的“價值性”和“真實性”，但是，他們比中國人更多地涉及真理的“邏輯性”和“社會性”，即除了討論“真理是什么”之外，他們比中國人更多地去討論“真理是如何在邏輯推理和社會關系的意義上成為真理的”。

這是一個非常微小的區別，因為，在關心真理的“價值性”和“真實性”的時候，我們中國人確實也關心真理的“邏輯性”和“社會性”，只是在程度上沒有西方人那么熱切和執著，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只做不說”。

這個微小的區別包含著一個重大的制度文化含義：在確定真理的問題上，我們同其他事情一樣更傾向于“單一權威”而不是“多元權威”，當涉及的真理是“社會真理”而不是“自然真理”時情況就更加明顯（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給錯誤的“有效市場理論”既是偏見也是多元解讀的體現）。

我這里所說的這種制度文化差異，當然僅僅是一種“情感反應速度和程度”上的微弱差別，即問題不是西方人有而中國人沒有，而是在都有的情況下程度不同。

這個文化差別的要害是：“誰來確定真理”其實比“什么是真理”更加重要。最近幾十年，中國大大小小的歷次真理討論中，“誰來確定真理”極少被提到，即便涉及真理的“邏輯性”時也極少涉及“誰來判斷邏輯真假”的問題。我把這種現象稱為“主體性丟失”。在西方，除了庫恩、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等哲學家，其他多數哲學家也存在這個“主體性丟失”問題。夏佩爾在《理由及知識的探索》里對真理標準進行的一次比較全面的總結時，也沒有強調這個“主體性”問題。

更明確地說，對這個“主體性”問題，中國人說得少，西方人說得多一些；在不說的時候，我們中國人的潛意識里更傾向“單一權威”確定真理，而西方人更傾向“多元權威”確定真理。

這就是說，大家在討論真理標準時，其實說的都是“真理的標準應該是什么”而不是“真理的標準實際是什么”，大家關注的是“真理的規范標準”而不是“真理的實證標準”。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如果某個權威按照“價值性”去確定真理（如“畝產萬斤”），這種真理就不可能有持續的“真實性”，它在事后、甚至在事前都只能是“偽真理”。

但是，在事前就能判斷“偽真理”卻不那么簡單。人不是認識決定信念的動物，人的有限理性導致人有時只能讓信念決定認識。所以，“相對真理”有雙重含義，一是真理是相對于特定“政治共同體”和“科學共同體”而言的（近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和平獎就特別滑稽），二是真理是相對于認識的發展而修正的，實踐歸納會碰到可能性難測的“歸納問題”。“畝產萬斤”現在我們能在事前就斷定為“偽真理”，但隨著科技的發展，“畝產萬斤”未必是絕對不可能的。

信念有時決定認識，現有技術和現有理論也能決定認識。我們愛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問題不是“檢驗”，問題是“誰來檢驗”。“誰來檢驗”是真理的“主體性”問題，真理的“主體性”決定了“實踐的相對性”。“實踐的相對性”包括已有信念對經驗觀察的干擾，也包括經驗觀察的技術局限和已有理論對經驗觀察的“污染”。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真理最終要由經驗觀察來確定”的意義上是對的，但真理的“實踐標準”終究也只是一種“真理的規范標準”，因為“實踐標準”在操作的意義上必然是“誰的什么實踐”，“真理的實證標準”說的就是“誰的什么實踐”，我們根本不可能脫離“誰的什么實踐”去確定真理。

人不僅有記憶力，人還有想象力。所以，已有理論會對經驗觀察的產生“污染”，新產生的理論也可能完全推翻經驗觀察。不僅僅是實踐會證偽理論，也不僅僅是已有理論會強化“偽真理”，新產生的理論或由想象力引發的邏輯推理也可能推翻已有的“真理”。“太陽東升西落”曾經是每天被人們直觀的經驗觀察所認定的“真理”，但是，古希臘天文學家阿里斯塔克和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卻遠在伽利略發明天文望遠鏡之前就預言了“太陽東升西落”是常識錯誤。

顯然，事實證偽理論（但以無法重復的事實為基礎的理論也可能無法通過觀察來證偽），理論也能證偽事實，真理的“邏輯性”取決于邏輯推理所依賴的理論假說。

邏輯只是工具，“邏輯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更大；想象力（或直覺歸納）本身不是邏輯，如果起點“假設”或“約定”有問題，就算邏輯推理自洽，也無法檢驗出真理來。“歸納法的背后還是邏輯。……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邏輯推導出來的”，但推導不是檢驗，推導也可能是循環論證和同義反復。

事實并不能證偽理論，因為可能會有非常多的人仍相信這個理論。知道波普的“樸素證偽主義”的人可能大惑不解，怎么事實就居然沒能證偽違反事實的理論呢？怎么人們居然可以不顧事實的存在呢？是啊，有什么么辦法呢？現實就這么冷酷啊。

波普的高徒拉卡托斯由此得出結論說：“同樸素的證偽主義相反，任何實驗、實驗報告、觀察陳述或業經充分證認的低層證偽假說，都不能單獨導致證偽。在一個更好的理論出現之前是不會有證偽的。”

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說的是：由于事實中滲透著理論，所以經驗不僅不能證偽理論，有時反而是理論證偽了經驗；因此，只有事實加上替代的新理論，舊的理論才能被證偽。但是，已故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過一句話：“科學是在一個又一個的葬禮之后才取得進步的”。

就是說，不管事實多么確鑿，不管替代理論多么有說服力，只要相信舊理論的人還活著，舊理論就還是無法被證偽。不是“葬禮證偽主義”冷酷無情，是現實就這么冷酷無情，“葬禮證偽主義”只不過是把“該死的”現實描述出來而已。

我們所說的真理，其實是一種“層次累加的金字塔”，信念、理論、技術、主體，都在不同程度地決定哪個認識能沉淀到金字塔底部。

這個“真理的金字塔”是上下流動的，有些認識越來越堅實而向下流動，有些認識則越來越荒唐而向上流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真理其實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多。真理的“價值性”有時使真理變成一種精神利益甚至物質利益的表達，以至于人們常常只能在事后說出自己的“后見之明”。“思想市場”也不可能是純粹的，有限理性、思考費用、開放程度等等都是大問題。

如果一定要給真理定標準，我們只能說：真理的標準是實踐的成功性、邏輯的相關性、認識的無可疑性、判斷的主體性。當有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或“邏輯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時，我們應該警惕的是，這會不會在邏輯上暗含著說：我的實踐、我的檢驗、我的邏輯才是確定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