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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企業出海，與三四十年前歐美跨國公司到中國掘金的邏輯有何本質不同？中國企業出海的競爭力在哪里？新全球化時代，企業應該如何理解當今的局面？

《潮起：中國創新型企業的誕生》一書作者、北京大學長聘副教授封凱棟從創新共同體的長遠視角解釋了企業出海、新式全球化的問題，讀來發人深思。

在《潮起》這本書中，作者封凱棟講述了中國工業從“以市場換技術”到“自主創新”的艱難轉型歷程，解釋中國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深層次原因，為我們理解中國工業化和新式全球化提供了基礎。

【文/封凱棟】

01. 出海企業需要一個強大的可依托的基底

從自主創新的角度看中國企業出海的問題，我們需要將討論放到2017年之后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的背景下來看。我們在2017年之后所強調的創新轉型，其實是對2005年所發生的創新政策大轉型（向自主創新轉型）的一次補課：這一次，中國要完成整個創新系統的重塑。

我們從創新系統的角度來理解今天中國的創新政策是很重要的。從應然的角度講，新型舉國體制其實就是要推動以本土為中心的創新共同體的形成。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在各行各業中逐步構建一套體系；這套體系應當能促進對問題的定義、對問題的解剖以及后續協商分工合作盡可能多地發生在中國本地，而不是發生在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

如果我們擁有了定義技術問題、形成技術議程的能力，我們完全可以保持非常高度的開放，不需要在乎相應的參與者到底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是美國企業還是非洲企業……所以談到中國企業出海的問題，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要牢牢把握住在整個產業創新共同體里面的主導權——定義問題、產生技術路線圖、進行分工協作，以及在分工協作的基礎上進行競爭的權利。

在進行政策討論的時候，我經常舉的例子是美國的IEEE。雖然就共同體的主要活動而言，IEEE主要面向的是科技問題，但IEEE對全世界的電子電氣工業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它形式上是個民間組織，但大量的技術標準、新的技術采用哪種方案都是在IEEE投票選出來的。IEEE幫助美國更好地掌握了定義行業、決定未來技術發展方向，甚至在不少領域制定標準的權力，雖然參與IEEE投票以及相應活動的不一定都是美國人或美國實體。事實上在各個產業中都有類似的平臺性組織。

圖源：搜狐科技

所以談及中國企業出海，我們首先應當思考清楚中國企業在出海后的長期競爭優勢應依托于什么？現在我們國家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體系，那么對于創新來說，創新的內循環是什么？我們只有解決了創新的內循環問題，也就是構建起以中國本土為中心的一套創新體系，使得相關國家的創新活動都需要依托于由中國組織和發展的創新議程，我們的工業能力輸出才有具有競爭力的基底可以依托。

但這個工作我認為目前還沒有能夠很好地完成，我們還處于轉型的過程當中。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在應然層面上，非常支持新型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通過國家的力量來解決新的創新生態構建過程中，企業的集體行動的問題。通過國家的投資和協調作用，將大量國內外企業連接起來；又通過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活動，使得這些連接在實踐中得以落地，逐漸形成企業自主的、穩固的合作或對標競爭關系。

就像華為和中芯國際、上海微電子之間的關系。在2017年之前，這幾家企業都甚少發生關聯，因為華為要追求世界范圍內最好的先進制程，而中芯國際要追求世界上最好的光刻機。問題正在于，如果這些企業間的關聯并不發生在本地的話，那么我們本土發展先進光刻機、發展先進制程制造的能力就很難成長起來。創新的核心在于產業鏈內不同的合作者之間通過供需關系的互動來傳遞大量的復雜信息，并且在技術和產品的開發過程中不斷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迭代。

彭博社1月2日稱，應拜登政府要求，荷蘭光刻機巨頭阿斯麥（ASML）在對華出口禁令生效前數周，取消了部分設備對華發貨訂單。資料圖@視覺中國

2017年國際局勢的重大變化讓我們清醒了，因為關鍵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的現象讓我們認清了這套創新體系要比單個技術、單個產品重要得多。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不是單個企業該怎么做，而是一群企業作為整體應該怎么做。中國企業大規模出海能夠獲得競爭優勢的前提，其實是我們能夠形成一套立足于中國本土的創新共同體，我們把握定義問題的議程，我們來發展技術路線圖。

02. 出海企業不能僅是成為當年的跨國公司

問題的另一面是，我們在出海的時候，目標僅僅只是成為新的跨國企業，也就是當初西方企業進入中國的時候那個樣子嗎？這類似于目前在年輕人中流行的那句話：憎恨跨國公司，理解跨國公司，成為跨國公司。

我個人對這個是抱有懷疑的。

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的創新發展對于全世界來說都是全新的命題：很簡單，我們的人口數量很大，14億已經遠遠超出此前整個G7發達國家的人口總數，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通過對已有發達國家的替代來實現中國人口從中等收入向中高乃至高等收入的躍遷。

首先，我們完全替代現有發達國家的份額，這不現實。從歷史經驗來看，哪怕我們以后在整體科技實力上超過美國，美國作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工業經濟體，它依然會是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玩家。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把它徹底踢開，把美國的整個份額都占掉。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單純通過模仿原來美國的跨國公司的模式，是無法支撐我們把14億人躍遷到今天發達國家的水平的。我們必須要發展出新的模式來。

其次，今天跨國公司的模式從邏輯上或者說從利益的分配上是有局限性的。現有的跨國公司模式相當于構建了一個全球范圍內的金字塔式架構，頂端是西方國家，擁有核心技術，對外輸出管理、資本和部分生產設備，進行層層控制；底層是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只是提供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獲得相對微薄的收益。高額利潤都讓上層的發達國家拿走了。

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在山東港口青島港裝船（2022年8月18日攝）。圖自新華社（姜超 攝）

這種模式的致命缺陷是，只能獲得微薄收入的廉價勞動力是沒有辦法成為自己所生產的復雜技術產品的消費者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可以消費這套世界體系所生產的襯衣、鞋子、義烏的小商品，但當涉及復雜技術產品（如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云計算服務）時，原來的跨國公司模式是失敗的，因為獲得微薄收入的普通勞動者是消費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