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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有體系能否接納一個不同政體？

崔珩：現有國際體系是否有可能接納一個內部性質似乎很不一樣的政體，比如推行一整套與現行制度不同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政體？現行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世俗化的國際體系有可能接納“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這種“特殊”政權嗎?

馮紹雷：我想起了兩個學者所說的話。列維-施特勞斯有一次在對話中肯定了一個觀點，他說“社會是與世界脫節的”。他在談到“工業文明的去人性化”問題時強調，“未來的公正社會和人種學家所研究的社會之間，永遠存在著一種差別，甚至是對立”。在歷經帝國霸凌和洗劫的復雜歷史背景之下，當阿富汗的部族、五花八門的宗教派別還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存在方式的時候，很難想象這里能夠按照美國式的公民社會理論來被“構建”。

另外一位學者是胡適。1959年3月，胡適在題為“容忍與自由”的文章中，談到了他與英國史學大家布爾的一次對話。胡適說，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布爾說，“我年紀越大，就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當時回憶道，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他還特別強調，有時候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也許，胡適先生對布爾的回憶，就是對你這個問題的回答。今天，紛亂中的國際社會，除了對于反人類的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應當學會對于不同治理方式的容忍。

視頻截圖來自鳳凰衛視

（五）世界向何處去？

崔珩：中國領導人指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國際學術界已經提供了一些思考。巴里·布贊教授也認為，世界正處于去中心化的深度多元主義階段。未來世界大變局或者說全球轉型的方向是什么樣的？

馮紹雷：大概是2016年，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瓦爾代論壇上，討論中美俄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未來世界秩序的構建問題，記得那次還請來了米爾斯海默，作了關于中、美、俄關系的大會發言。我曾有幸提問普京總統，人類歷史上經歷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814年的維也納體系、1945年的雅爾塔體系以及冷戰后的國際體系，您如何看待未來世界秩序的構建呢？您又如何評價中、美、俄三大國之間的相互關系呢？

普京總統當時一邊聽我的發問，一邊臉帶微笑，也許是我的問題的確比較學術。他的回答則言簡意賅，他說：這個世界變化如此之快，無論經濟發展、還是高科技革命都日新月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根本就無法預言，未來的國際秩序會像是您所說的過去的國際秩序中的哪一種；但是，只有以合作的方式才能真正走向未來秩序的構建，所以中、美、俄相互關系。我認為一定應該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那樣一種相互關系。

我覺得，普京的回答還是能夠給我們以啟示的。原則上，由單一中心來一統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漸地朝向觀念多元化、方式多樣化、力量多極化的世界在演變。但是，這里還蘊含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全球轉型，實際上指的是在經濟、科技推動下，以制度、觀念、力量對比變化為基礎，國際秩序、關鍵國家的體制與發展態勢、以及國家間相互關系這三者，在相互緊密關聯中所發生的總體性變化。上面所說的“單一中心”向“去單一中心化”的演變，是一個大體的方向，但也并不意味著完全不會出現偏離。

三、世界大變局背景下的大國博弈

（一）阿富汗的“地理詛咒”

崔珩：讓我們再回到阿富汗問題。英國地緣政治學家詹姆斯·費爾格里夫在《地理與世界霸權》中強調：在衡量事件的重要性時必須牢記，有些短期內對人類影響很大的事件，過后卻無足輕重；而一些開始對人類影響甚微的事件，卻在后來的歷史中產生了長期的影響。近代以來，大英帝國、蘇聯、美國三個世界強權先后在阿富汗翻船，我們不禁聯想有哪些“長時段”因素，作為“看不見的手”左右著阿富汗問題的走向？如何從地理和歷史角度理解阿富汗對于俄羅斯（包括沙俄、蘇聯、后蘇聯的俄羅斯）的意義？這樣的意義是否隨時間有所變化？

馮紹雷：當代全球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長時段”因素的重新顯現。以千百年為計的文明、地理、氣候等因素，都已經大幅度地直接介入國際政治。另一個方面，對那些帶有周期性特征并反復出現的歷史現象，當然也值得高度關注。雖然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復，但是為什么大英帝國、蘇聯、美帝國一再陷入“帝國的墳墓”？我認為，實際存在的、以及被想象中的地緣政治特征，起著關鍵的作用。

其一，阿富汗處于南亞與中亞之間的樞紐地帶，康多莉扎·賴斯早在2006年對美國國務院的原有機構進行改動，把南亞與中亞打造成一整片，正是考慮到已被美國占領的阿富汗的地理樞紐的特點，進一步威懾周邊。

其二，阿富汗還牽動著中東局勢，無論是地理上，還是作為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邊緣地帶，在近20年來中東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之下，阿富汗的地理位置都不可低估。

張昕：地理位置等“長時段”因素在阿富汗問題上的作用十分明顯。部分受地理位置的影響，和現代很多發展中國家、前殖民地國家一樣，阿富汗的現代史，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種外部力量斗爭的結果。阿富汗身處戰略要沖，位于歐亞大陸東亞、中亞、南亞、波斯（乃至中東）幾個板塊的交叉點。

南亞詩人、哲學家阿拉馬·伊克巴爾曾有一首流傳很廣的講阿富汗的詩，題為“亞洲的心臟”：“亞洲是個水土構成的軀體，而阿富汗就是這具軀體的心臟，軀體的毀滅在于心的毀滅。只要心安樂，整個軀體即會安樂。”恰恰是這樣重要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在特定視角下阿富汗成為“無人之地”的歷史宿命。

伊克巴爾這首詩體現的阿富汗地理重要性，很遺憾地成了現代阿富汗的“地理詛咒”。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時期，作為和帝國接壤的地理單位，阿富汗的政治命運很大程度上被定格于“帝國的南緣”“溫柔的腹部”。

對于俄羅斯而言，阿富汗一直有兩層重要的戰略意義，一是經由中亞構成的安全價值，一是通過阿富汗向南進一步擴張的地理價值。傳說中非常流行的彼得大帝當年設想的俄羅斯南下的三條路線，就包括了經由中亞、阿富汗到阿拉伯海獲得溫水港。雖然這個故事已經被證明沒有歷史依據，但對蘇聯而言，阿富汗地理上的戰略要沖地位毫無爭議，也是更長遠歷史維度上、蘇俄文化身份上中東穆斯林地區與蘇聯中亞地區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緩沖地帶，是蘇俄眼中“自己”與異域“東方世界”的交叉地帶。

2013年前后，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與美國國防大學近東南亞戰略研究中心曾聯合主辦過幾次國際會議，針對的是當時（2014年）美國將從阿富汗全面撤軍的背景，討論美國全面撤軍之后的南亞和中亞地區的安全與發展前景。其中一次會議的標題就是“中亞南亞戰略交叉點”，其實具體指向的中心，也是阿富汗。

阿富汗周邊國家示意圖

現代阿富汗國家的形成和政治命運，很大程度上是兩次大的帝國斗爭的結果，先是19世紀英帝國和沙俄帝國對于中亞和南亞爭奪的所謂“大博弈”的一部分，再是冷戰時期美蘇陣營的斗爭。但是關于阿富汗是“帝國的墳墓”的陳詞濫調，忽視了阿富汗其實也一直是各種外部力量試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標準、發展模式和國際主義愿景的實驗場。

阿富汗的現代歷史可以總結出一條清晰的發展（或者說“不發展”）路徑。部分地受地理和自然條件約束，阿富汗的原生資源無力支持本地政治精英對于本國邊界內部的有效治理，無法實現自身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從而必須轉向依賴外部資源。于是，阿富汗精英們不斷利用各種外國資源試圖建立和維護阿富汗國家。然而一次又一次，各種外部力量的議程取代了阿富汗自己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而且幾乎總是“分而治之”、有選擇地支持阿富汗國內某些派別而打壓另一些派別。阿富汗政治精英集團往往通過利用外部投入的資源，又在阿富汗內部不斷復制不公平的結果，從而引發一輪接一輪的內部騷亂（比如，代表占據人口多數的普什圖人的精英對于非普什圖人少數派的剝奪）。

由此，阿富汗長期以來與各種外部力量主導的“國家構建”、甚至是更廣大的“世界構建”項目聯系在一起，成了各種外部力量可以投射各自認定的國家建設、發展模式和現代性規范的實驗場。阿富汗也成了“國際社會”實際狀況的一面鏡子：當下的重建阿富汗不僅僅是幫助一個“失敗國家”，其實也是幫助重建一個“國際社會”，因為現在的“國際社會”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全球層次上的“失敗國家”。

按照中國外交部阿富汗事務特使岳曉勇的理解，當下阿富汗“最大的機會是看到在過去20年，在過去40年或70年，阿富汗第一次有機會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愿在沒有外國駐軍和外部強制的情況下，阿富汗能夠把握超越“地理詛咒”、開始邁上自主發展道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