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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紹雷】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問題教學與研究，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部分。這段近半個世紀的探索進程，不光承載了成千上萬參與者的心力，而且，也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故事。滄桑巨變中的個人體驗，不過是大潮中的雪泥鴻爪，但或許有助于發掘機理，求取印鑒。

一、1982年北京大學第一次國際政治講習班

1982年底，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舉辦了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屆國際政治講習班。作為剛剛留校工作的一名青年教師，記得當時我十分迫切的一個意愿，就是希望在我們大學系統地推進國際關系學科的教學與研究。華東師大前輩老師們理解并支持我的這一夙愿。所以，前往這個講習班成為我在校工作后的第一次學術出差。記得當時的北京，嚴冬已經來臨，但來自各地各部門的一百來個學員，滿懷熱情地投身在這文革后的第一次相當系統、并且是高水平的國際政治專業培訓。講習班歷時整整一個月。記得當時的北大國政系系主任是梁守德教授，還有幾位北大國政系的骨干教師，他們為辦好這國內第一屆國際政治專業講習班，盡心盡力。而為講習班授課的教員陣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不光有外交部副部長宮達非、中調部領導陳忠經、外交家冀朝鑄、學術權威陳樂民、還有資深外交官、英語專家薛謀洪等一批當時最優秀的專家型外交干部。

記得那時北大校園還是未曾擴建改造之前的老樣子。尤其是隆冬時節，寒假中的校園略顯冷清。某天下午，宮達非副部長開講。估計，這也是他第一次北大講課。一走上講壇，環顧教室四周，宮副部長第一句話便是：“看來，北大的校舍比有些非洲國家的校舍還差勁”。全場一陣感慨。陳忠經講的是臺灣問題。作為高級主管干部，不僅一點也沒有官腔，甚至有點中國老派知識分子的古樸風范。當他講到當時臺灣名記者江南被刺殺一案，不僅是娓娓道來，引人入勝；而且，分析之透辟、措辭之精到，迄今猶在耳邊。薛謀洪大使作為資深外交官，當時接受中央安排，曾經專門負責對新中國外交的檔案文獻的系統整理。因此，從他講課中，我們不僅目睹了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曾任中方高級英文翻譯的風采，而且，第一次聽到了這一位戰爭親歷者，經過檔案文獻的系統研究，提出了對朝鮮戰爭不同以往的新評價：“朝鮮戰爭的結局，是中美打成了平手。”這次講習班給我留下最深影響的便是陳樂民先生的兩堂課。上午講歐洲問題，下午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這是講習班上唯一獨自承擔兩次講課的一位專家。陳先生所談論歐洲給學員們留下最有意思的一段話，便是他所引用戴高樂的一句話：“當莎士比亞還講英語，巴爾扎克還講法語，但丁還講意大利語，那么，歐洲就還是民族國家的歐洲。”親見半世紀以來翻江倒海似的歐洲巨變，我們不由得感慨前輩學者的如此遠見。

四十余年來，我經歷無數次國內國外的專業講習班，也舉辦過無數次這樣或那樣的講習班。但最難以忘懷的，甚至迄今還保存著當時整整一個月講課記錄的，還是1982年北京大學那次國際政治講習班。

二、1982年的第一堂教學實習課——《共產黨宣言》

按學校慣例，青年教師留校后需經過實習課的考核。而我所選實習課講授的內容就是《共產黨宣言》。雖然，當時自己對于這本經典著作的理解，不能與幾十年之后的積累相比。但是，我清晰地記得，經過無數次閱讀，兩位經典作家所表達的深刻歷史洞察與強勁思辨邏輯，當時撼動了我。一方面，我在講課中著重《宣言》所描述的共產黨人的遠大理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另一方面，我尤其強調了“工人階級的真正解放是需要歷史條件的”這一思想。誠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宣言》歷次序言中所再三強調的“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但是，《宣言》最使我難以忘懷之處，是要“更透徹地了解工人階級解放的真正的條件”。而理解這一條件的關鍵在于：“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只有當大生產的充分發展、只有當被壓迫階級的意識超越手工作坊與教堂的尖頂，只有當“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時候，被統治階級的真正解放才是可能的。

當時，我的助教輔導老師是周尚文老師。周老師聽了我的這一堂課，一邊熱情地鼓勵，一邊又嚴格地要求我把自己對于《宣言》的理解進一步系統化。這一教誨始終伴隨著我的幾十年的教研生涯。

三、1987年第一次東西方比較的國際考察

對國際事務的認知，不僅來自讀萬卷書，亦需行萬里路。80年代的第一次留學，就有幸取得了一次寶貴機會。1986到87年在蘇聯學習的最后時段，經使館教育處批準，從蘇聯出發，西行至波蘭，再西進德國，在東柏林穿越柏林墻，到西柏林，然后，南下奧地利，又從維也納經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伐，經布拉格，折道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經過烏克蘭的基輔，最后，東返蘇聯本土。這整整一個月中，我親見了仍處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蘇聯與東歐各國。包括當時波羅的海三國還在其內的蘇聯各地。雖然是處于冷戰終結的巨變之前的最后一瞥，但改革之風已起。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都有端倪可察。而那時的社會還大體穩定。因為隨新華社資深記者同行，每到之處都在各地新華社住宿，省去大筆開支。尤為難得的，能聆聽到駐各國新華社老記者們對于當地歷史文化、與冷戰末年形勢的周詳而又深刻的介紹。

此行最值得記錄的，乃是一路行走之中，對于“東西方文明結合部”這一學術概念的體驗。歐亞大陸西端的西歐與東端的亞洲之間，座落著迄今人類歷史上的最大一片“東西方文明結合部”。從人種來看，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猶太人、高加索與中亞各地人等在這里匯聚。從宗教看，東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勢力在這里縱橫卑闔。從自然地貌看，從東歐大平原向西，便漸進入中歐與西歐間森林地帶，折向南方更是丘陵與山地。而從人文景觀來看，在蘇聯境內的莫斯科、明斯克一帶，根本無法看到那種西歐式的、以所謂“市民社會”設施——比如，有著市政廳、商會、教堂、法院、廣場、老街——所組合而成的“老城區”。但是，從華沙老城往西，便漸漸有了更加西歐式的風范。維也納則愈加。當時的考察，并未到達倫敦與巴黎。但是，僅從東柏林黑黑的地鐵里曲曲彎彎爬出來，經柏林墻，在五光十色的西柏林“褲襠大街”（Ku’damm）之所見，那種從風俗到政治的開放程度，與莫斯科比，使人頓感云泥之別。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這么一大片犬牙交錯之地，于是，就從當年對“文明結合部”的最初體驗開始，伴隨著我這一輩子的國際交往與研究。

四、我的第一本合作專著：《國際風云的產兒》

從蘇聯回國之后，應倪世雄、金應忠兩位老師的邀請，我有幸參與寫作了平生第一本集體學術著作《國際風云的產兒》。該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這大概是當時國內最早介紹國外國際關系理論的著作之一。倪老師寫美國部分，我寫蘇聯部分，而老金則寫中國部分。按照當時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的評價，她完全感受到了此書寫作的認真與深度。以我而言，實際上在蘇訪學，我有兩個目的：一是系統研習俄國歷史，二是完整了解蘇聯國際關系思想與理論。就后者而言，當時我帶回來的相關幾十種著作，相當全面地反映了蘇聯晚期國際研究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從60-80年代蘇聯學者對西方國際理論曾有過非常地道的譯介，但是每一種譯作封面總會加一句“批判性地介紹西方理論”。估計是當時意識形態管理的背景之下，作者的“防身之用”。與此相關聯，到了蘇聯解體后的90年代，反倒沒有出現過類似我們國內滿城皆唱“三大主義”（即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的現象。也許是二十年前早就打過交道，于是，就不感到那么稀奇了。也因此，我還是覺得不光對于從蘇聯到俄羅斯的這一過渡時期的國際思想理論，包括諸多西方國際思想與理論，還是值得我們花功夫研究。當然，以今天眼光去看，需要在全新語境之下的詮釋。包括像華為總裁任正非所持態度：通過向對手學習，探索化解壓力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