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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紹雷】

本書以世紀之交以來俄羅斯與大國關系為切入點，探討在此背景下歐亞地區一系列危機與世界秩序演進之間的關系。在此命題下，筆者側重于考量各類危機的主客觀動因、危機對于全球轉型的 “再轉型” 這一新取向的形塑、危機過程中觀念與認知偏好的影響力、作為結構性功能的大國三邊關系在危機應對中的作用，以及21世紀以來正在行進中的全球轉型的階段性變化與深層機理等問題，以此求索未來世界秩序演進的各種可能路徑。總之，對于冷戰終結后，尤其是對于世紀之交以來俄羅斯與大國關系作多方位思考之后，所獲得的認知與結論，可以歸結為兩個詞，也即“危機” 與 “秩序”。

對上述頭緒繁多、事態復雜，而且是剛剛不久才發生的宏大現象與深層結構進程的綜合性考察，一定會有不同的思考和描述方法。一種方法是就事論事、比較傳統的白描式、事態記錄式的寫作。就國際研究而言，這樣的寫作方式并不陌生。另一種方法傾向于從既有概念或原則出發，設計一種邏輯自洽的敘事結構，然后按照這樣一種方式對繁復的事態和進程進行選擇剪裁。所得出的結論與初始的理念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在被研究對象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本書的選擇與前兩者有所不同：面對“危機與秩序” 這樣一個頗感不自量力的選題，筆者傾向于以大體上是客觀外在的事態與進程為依據，然后以主觀參與的深層結構與趨勢的分析為機理，在兩者動態結合的基礎上，以危機現象為分析重點，以全球轉型為思辨的軌跡，探尋世界秩序演進的可能路徑。

基于這樣的方法論和寫作視角，本書嘗試著提供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全書的第一篇專門探討危機現象、當代轉型、與世界秩序構建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對本書的主要角色俄羅斯和它對外關系中的主體、觀念、結構、周期等基本問題進行一個大體鋪陳。其余的第二、三、四、五各篇，是按照時間順序，把作為表象的20多年來的歐亞地區危機現象的升級和轉化，分成四個階段加以敘述：第一階段，從世紀之交的不斷危機，到“9·11” 事件爆發；第二階段，從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萌生；第三階段，國際金融危機后的美俄 “重啟”、敘利亞戰爭，延伸到烏克蘭危機；第四階段，隨著2016年特朗普參選與當選美國總統，經由2020年國際疫情、大國間關系戲劇性激變。直到2020年底美國大選中的拜登勝選，在此期間俄羅斯艱難地從東西均衡的外交路線，經烏克蘭危機逐漸演化成相當規模的軍事沖突之后，終于決定向東方戰略轉移。這一段落尚未終結。

上述每一個階段，其一，從形態上看，既有危機爆發頻率和規模等級的提升，包括危機中心的轉移；其二，從認知變化與戰略政策互動的角度看，又有大國相互認知變化、以美俄關系為軸心的相互關系近乎周而復始的周期性循環；其三，從國際演進中的焦點問題來看，全球轉型也伴隨上述大國關系的起伏，一步一步地向形塑世界秩序的主線趨近。作為全書的最后一篇——第六篇，專門論述21世紀以來俄羅斯如何通過在大歷史轉換中的思想理念重新定位，為外交做出鋪墊；并通過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多極化、基辛格學說這三種最具影響力的理念的分析和比較，展示未來的世界秩序演進可能因循的路徑。而在結束語中，筆者提出 “全球轉型調整期” 這一范疇，分析拜登執政后的俄羅斯取向，及其與諸大國的關系。

在本篇序言中，僅限于討論作為全書的事態與邏輯進程的前提的三個問題：

第一，當代的和平發展，究竟僅僅是一項政治宣言；還是一個經長期積累形成、由構建中的國際秩序所力圖維系，并且是人心所向的潮流所支持的一個時代選擇？同時，這也是一個需要精心維護方能延續的國際環境？離開了這個基本前提，聽任各種盲目自發、激進極端勢力折騰，當代世界秩序的穩定和改進，就無從談起。

第二，從冷戰終結后開始的全球轉型進程，自世紀之交起，伴隨著各種沖突與危機，正在進入一個 “再轉型”的新的歷史過程。在本書的敘述中，全球轉型的 “再轉型”是一個關鍵的、支軸性的范疇。這一進程無論從各國內部體制結構、未來國際秩序的構想，以及作為連接前述兩者的對外戰略與對外政策來說，都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新局面。因此，圍繞著“再轉型” 的動因、過程、所秉持的理念、外部結構與環境變遷，需要探討整個國際進程究竟呈現了什么新的特征？

第三，這樣一場大變局中，俄羅斯與中俄關系所處的地位受到怎樣的趨勢的激勵與推動？中俄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又將導引出怎樣一幅危機與全球轉型之間相互關系的未來圖景？

以下，分別展開對上述這三個問題的討論。

6月19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中右）在平壤國際機場迎接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新華社/朝中社

一、 百年警示下的和平發展

若干年之后，當人們回望2020年，最難忘的一定會是疫情中的生死煎熬，經濟 “斷鏈” 下的困頓失望，罕見的危機與沖突帶來的焦慮、驚恐與期待，還包括大國關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年終時刻頗具戲劇性的峰回路轉。2020年，大概沒有太大爭議的是，將成為世界歷史上具有獨特意義的年份而被載入史冊。這不僅是因為在這一年人類所遭逢前所未見的抗疫、世界經濟與大國關系的綜合性大危機，而且2020年的經歷尤其帶給人們的深刻啟示是，人類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的和平、安寧的環境，實際上，是何等的來之不易。

2020年11月中旬，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已過多日，拜登勝選已定，特朗普仍不肯輕易交班。而全球疫情則進一步蔓延，人們不僅關注美國國內政局，尤其為大國關系的動蕩而十分不安。此時已經97歲高齡的基辛格博士就中美關系的現狀發出了嚴重警告，他說：“除非美中有一些合作行動的基礎，否則，世界將滑向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

就若干現象而言，這兩個世紀交替階段的確有著近似之處。首先，都出現了全球性的經濟與科技高速發展。19世紀晚期物理學革命帶動下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以及全球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像20世紀末出現的信息革命和科技進步推動下的全球化進程。然后，科技與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無論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還是百年后的20世紀向21世紀的過渡，都不可避免地催生國家內部分化和國家間的激烈競爭。

尤其是這兩個時段都存在著以下的共同之處，其一，20世紀初和21世紀初都出現了民族主義、包括平民主義的普遍崛起；其二，都發生了國際體系中原有的主導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的競爭；其三，都可以看到全球稱霸者往往只是沉湎于炫耀實力，而缺乏真正能號令天下的思想創新；其四，這兩個時段都出現了大國結盟與伙伴關系的變換。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不光西方的英、法、德、俄等歐洲大國之間，而且地處亞太的日本、俄國、美國之間的相互關系也發生變換。俄德結盟變成了俄法結盟；英德接近變成了英法結盟；俾斯麥之后的德國竟然會在一個較短時期內，把往昔相互之間敵對的三個國家結成以自己為敵的聯盟。包括日俄戰爭期間打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與俄羅斯，居然在戰后幾年中也秘密結盟。這就說明：帝國同盟已無 “神圣” 可言。無論是化敵為友，還是變友為敵，目的只是在博弈中勝出。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時期的國際關系中，似乎也或多或少地看到這種結盟與伙伴關系迅速轉換。比如，美國與歐洲關系的疏離與重啟，包括新興國家的伙伴關系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動。

百年前的所有這些沖突和危機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迎來了一個導致數千萬人喪生、戰爭與革命層出不窮的新世紀。這說明，只要存在上述危機和沖突現象，大戰的災難就會具有很高的幾率。所以，基辛格這一警告非常重要而及時。

但是，另一方面，迄今為止，已經進入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基辛格沒有解釋，雖然大大小小危機接連不斷，并且不斷地被警告存在著巨大沖突的危險，然而，似乎現存的世界秩序依然是處于一個努力維持和平、避免大規模沖突的過渡狀態之中，即使出了像特朗普這樣獨立特行的人物，大國間也面臨擦槍走火的巨大風險，但是，整個世界還是不那么愿意輕率地被卷入類似于世界大戰的局面。

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關鍵還在于百年前后的這兩個新老世紀的轉折時期除了上述的類似之處，但還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區別。

第一，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相比，今天畢竟還存在著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治理體制。以安理會為標志的國際安全機制受到了巨大沖擊，但其影響力還依然存在。在阻遏地區沖突演化為全球危機的過程中，其作用無可取代。雖然，關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等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組織的現狀與作用出現了很大爭議，但人們還在力爭改革提升的機會。疫情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減免巨額國際債務的決定，世界銀行也決定發放1000多億美元支持抗疫。這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也有利于疫情后恢復經濟。世界貿易組織若能在維護多邊合作的普遍意愿基礎上恢復爭端仲裁等關鍵功能機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若能在份額改革問題上有所突破，這將是穩定世界經濟的重要舉措。這是在一戰之前所完全不具備的歷史條件。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奧委會等在危機動蕩的考驗之下，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就在基辛格提出上述警告后三天，一個重要進程啟動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下簡稱為RCEP） 最終由15國簽署。RCEP不止是區域合作，也是一個全球重要進程。這一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90%以上的貨物貿易將被會免稅，服務貿易水平也大大超過目前狀態，同時為中日韓自貿區構建做了重要的鋪墊。關鍵之點在于，RCEP并不是由中國所領導，而是由中國所大力支持、但由東盟首創主導的一個自由貿易區。人們似乎看到戰后歐洲一體化邏輯的某種推廣：德國崛起和歐洲統一是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同時實現的。但是，亞太地區合作進程又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其一，RCEP并不是以歐洲式超越國家主權的所謂 “后現代方式” 推進——人們今天已明白無誤地看到歐洲區域進程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無盡的遺患。其二，即使拜登執政后繼續推行拉幫結派、打壓中國的經濟戰略，亞太地區也將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局面，而不是由力不從心的美國主宰一切。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與伙伴國家共同簽署RCEP協議后短短幾天內，馬上又主動提出準備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進程的動議；而就在2020年倒數第二天晚上的另一個重大進展：歷時7年的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終告達成。這進一步讓世界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以及歐洲，超越藩籬，力爭在一個動蕩的世界走向多邊合作的意向。無論今后RCEP、中歐投資協定，以及中國爭取加入CPTPP等進程會面臨怎樣的艱難前景，這種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不可能具有的推動地區和全球合作的強勁意愿，還是可能降低不期而遇的重大戰爭風險。

第三，即使 “五眼聯盟” “印太聯盟” 等顯示出地緣政治特性的新組合，包括北約企圖 “印太化” 旨在遏制，或者平衡中國的影響力，猶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堅持認為：“沒有人愿意跟美國加入反華同盟。”而大量的居中間立場的國家，不愿意 “選邊站”，從而激化對抗性的大國沖突。這成為牽制形勢迅速滑坡的一個重要因素。百年之前的20世紀初，并沒有這樣具有影響力的處中間狀態的群體選擇，而是出現了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結盟對抗，這才導致世界大戰。所以，選擇群體性的結盟對抗，還是群體性的不選邊、不結盟、保持中立，這是會不會導致全球對抗的又一關鍵背景。

所以，當前盡管也存在從危機轉為戰爭的風險，但受到正在構建中的國際格局的制約。這里所說的“國際格局”不同于單純制度和機制安排，還包括人心所向。總體而言的民意并不希望戰爭與革命，而更多希望和平與發展。這不像百年前的世界局勢，人們更多地處于狂熱的革命與戰爭的幻境中。最后，不幸地聽任戰亂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