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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想到，那些曾于2011年春天發起和平示威運動反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獨裁統治的民運人士，竟會在幾年之后投靠圣戰組織，卷入內戰的血雨腥風。在過去的一年里，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這股曾一度被貼上“溫和派”、“世俗派”標簽的民主改革力量，現在已與各路或溫和或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形成了合作關系。敘利亞自由軍的部分成員甚至已經轉投至與基地組織有染的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又稱勝利陣線）和伊斯蘭國（ISIS）等組織麾下。

在人權、社會包容性和政治多元性等基本問題上，圣戰者和民主革命者的價值觀本應天差地遠，出現這樣的趨勢實在令人費解。為了理解這個悖論，《外交事務》雜志采訪了來自沙姆自由運動（Ahrar al-Sham，也稱深水旅）和努斯拉陣線的50名伊斯蘭武裝分子以及幾名在沙特阿拉伯受教育的酋長。這些調查是該雜志社“敘利亞之聲”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還包括對500余名敘利亞平民、反政府軍士兵和難民進行訪談。為了確保能在敘利亞伊德利卜省安全地采訪來自這些武裝力量的戰士，調查者不得不向在當地擁有管轄權的非正式伊斯蘭法庭提出請求并獲得同意。所有訪談都是在匿名的條件下，以面對面的方式私下進行的。

敘利亞自由軍

該項調查是在2014年4月底至5月初進行的，地點是長期處于戰火下的伊德利卜省，它位于敘利亞北部重鎮阿勒頗以西約65公里。調查者發現，接受采訪的伊斯蘭武裝分子都出乎意料地支持民主。在接受訪談的武裝分子中，六成人對“相比其他治理形式，民主是更好的制度”這種說法表示同意。此外，在這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中，有78%非常認同“維持敘利亞國家統一至關重要”這種說法。然而，這種說法似乎與在更大范圍內建立伊斯蘭教哈里法（caliphate）這一目標相互矛盾。調查結果似乎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進行神權統治的目標相去甚遠，所以調查者們懷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為了擴大自身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征募更多的戰士，正在重新考慮調整對待民主的立場。

從民運人士蛻變為激進的圣戰者，雖然表面上令人費解，但這種轉變其實既非毫無可能，也不能說完全不合邏輯。一開始，敘利亞革命是一場反對阿薩德的民主運動。對這場運動中最積極的參與者來說，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溫和起義使他們倍受鼓舞。但是，當阿薩德開始殘酷鎮壓抗議活動時，大批敘利亞人或選擇去國離鄉，或轉而加入敘利亞自由軍，在“追求國家統一、民主”的旗幟下戰斗。

然而，隨著敘利亞內戰進入第四年，敘利亞自由軍仍未能兌現其革命承諾。由于缺乏西方干預，阿薩德政權在俄羅斯與伊朗的堅定支持下重振旗鼓，并與資金充足的圣戰組織夾擊敘利亞自由軍，導致后者武裝力量大受折損。由于自身充斥著腐敗、內訌，加上組織能力薄弱，敘利亞自由軍軍心動搖，許多士兵已背棄了組織。

敘利亞自由軍四分五裂正好為伊斯蘭戰斗旅（Islamic brigades）提供了吸納新成員的機會。它們證明了自己的領導組織和資源調配能力比敘利亞自由軍更勝一籌，所以才能取得戰斗的勝利。調查者采訪了一些脫離敘利亞自由軍轉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的戰士，他們表示，自己改換陣營并非因為受到圣戰的感召，而是由于敘利亞自由軍內部條件實在太差。一名脫離敘利亞自由軍的士兵告訴調查者：“過去我一直跟著老組織（敘利亞自由軍），直到我在戰場上與沙姆自由運動并肩作戰。他們對待士兵的方式我喜歡，所以我加入了他們。”

尤其在照顧傷員方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提供了更周到的服務。另一名有著同樣經歷的戰士告訴調查者：“我的朋友受傷了，他們（敘利亞自由軍）卻棄他不顧。”此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為了迎合心存疑慮的溫和派，大力強調推翻阿薩德這個共同的目標，淡化對建立伊斯蘭國家的渴望，導致新加入者們相信，敘利亞人民能夠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

調查顯示，接受采訪的伊斯蘭反政府士兵中有94%的人保持著“擊垮阿薩德政權”這個革命目標。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聲稱自己的目標是在敘利亞“建立起一個伊斯蘭國家”。該項調查結果意味著，許多普通士兵選擇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旗幟下作戰，可能純粹是出于戰略需要——他們只希望看到阿薩德倒臺。

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而言，目前的團結只不過是短暫的優勢。只要原教旨主義者仍致力于從阿薩德手中解放敘利亞，各路反政府武裝就會與他們共同作戰。但在戰爭取得勝利之后，反政府武裝不見得會遵循更寬泛的圣戰原則，也不見得會對建立伊斯蘭國家有任何興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宗教再教育，專門請來沙特阿拉伯酋長代替敘利亞本土教職人員，為新兵們主講每日的宗教課程。

這一戰略似乎得到了回報。在接受調查的伊斯蘭武裝分子中，將近四分之三聲稱在戰爭的過程中變得更加虔誠。一名從敘利亞自由軍改投努斯拉陣線的戰士解釋道：“在阿薩德的統治下，我們不知道伊斯蘭教的真義，但革命爆發以來我們經歷的種種磨難，使我們更接近真主。宗教給了我們內心的平靜，在戰場上，當所有人都離我們而去，這種內心的平靜正是我們最需要的。”

由于反政府武裝分子普遍教育水平低下，對民主一知半解，這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們有機可乘，他們在宗教課堂上痛斥西方民主的罪惡，鼓吹伊斯蘭國家的益處。他們認為，政教分離是西方民主的致命缺陷，他們將政教分離描繪成對宗教活動的絕對禁止；并宣稱西方由于缺少伊斯蘭教法的約束，腐敗、賣淫、吸毒和其他罪惡大行其道。這些酋長們還宣揚一種觀點：西方世俗主義是阿薩德政權腐敗和殘暴的源頭。一名酋長如此解釋道：“阿薩德犯下罪行的原因是他是世俗的，而他之所以是世俗的，是因為他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另一名酋長在私人訪談中向調查者解釋道：

“民主從一開始就是錯的。通過閱讀和研究，我已了解了民主（的根源）。民主本身就是一種瘋狂的宗教，它是一種賦予人們控制權、讓他們通過選舉統治國家的宗教。伊斯蘭教在很早很早以前便舉行了選舉，但只有那些社會上有德行、有美譽的人才能投票。但在今天的世界上，人們已經墮落了。如果我們讓這些人投票，選出一個負責人來，那么他們選出的將是最大的賊人。這就是為什么我反對民主，反對民治。今天的民主不是什么好東西，因為它不鼓勵人們在伊斯蘭教法下生活。”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民主將在實踐中如何運作，目前尚不清楚。以上引述的這名酋長對他的宗教自由觀做了如下闡述：“當努斯拉陣線控制伊德利卜省時，他們告訴女孩們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在學校佩戴面紗。但如果她們愿意佩戴，學校將免費提供面紗。”從這名酋長的話來看，這種民主可能會允許人們不一定完全遵循伊斯蘭教習俗，但會向遵循習俗者提供鼓勵措施。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把推翻暴政、迎接解放等概念與圣戰話語融為一體，通過這種方式它們已經成功地吸引到了支持革命的溫和派。敘利亞普通百姓經歷了長期獨裁統治，他們對民主充其量也只有個模糊的概念，所以在他們看來，圣戰與民主融合互補并非什么稀奇事：畢竟在歷史上，為了推翻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民主運動和圣戰運動都發動過血腥的起義。

最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通過把圣戰使命重新包裝成維護宗教自由的斗爭，在西方民主國家內部加強了招兵買馬的力度。調查者采訪了來自沙特阿拉伯、法國、俄羅斯和阿爾及利亞的四名外籍戰士。他們其中一個人說道：“民主就是自由，特別是觀點和選擇的自由。所以我選擇了加入努斯拉陣線。”

（本文原載于美國《外交事務》網站，作者Vera Mironova, Loubna Mrie, Richard Nielsen及Sam Whitt，觀察者網楊晗軼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