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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獨家@清華 | 福山的“破壁人”出現了么？

2015-11-05 戍安 活字文化

11月4日中午，在弗蘭斯西·福山以《中國和美國的政治改革挑戰》為題的演講開場前的兩小時，漫步清華的路人很可能注意到演講地點大門口就已經排著蜿蜒逶迤的長隊，他們恐怕難以理解，而局內人或許也同樣搞不懂，這些熱情的聽眾到底是出于什么樣的熱情和目的而來？是為了福山那曾經風靡世界的“歷史終結論”，還是為了他新近所感慨的“美國政治的衰敗”？是為了聆聽他如何談論中國和美國的政治難題，還是想目睹這樣一個場景：與福山這位上世紀90年代以來暴得大名的國際牛人同場出席的，將是三位中國的著名“左翼”學者——汪暉、崔之元、潘維？無論如何，從各方趕來的聽眾匯聚一堂，要一睹究竟。

三位一體：國家、法治與民主

曾經，福山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許就是歷史演進的終點，此即是他的“歷史終結論”，按照主持人汪暉教授在開場時的介紹，這一觀點激起的全球性的回響至今沒有停息。而這次，福山將談論中國和美國的政治改革挑戰。

正式演講一開場，福山就劈面坦言，鑒于如今中國的改革也在朝著法治的方向發展，他將著重談談法治問題。但為了提供一個更為廣泛也更為理論化的背景，他需要先簡要地介紹他的新著中的核心觀點。簡單來說，他認為有三個基本元素對于現代政治制度而言至關重要：國家、法治與民主。

國家指一種合法地產生、利用權力來實施法律、保護國民、提供公共品的制度及其能力。當然，這種國家是現代國家，以區別于世襲制國家，后者被視為統治者家族的個人財產，而現代國家是非人格化的。當然，這種區分并非截然兩斷，福山直言，世襲制國家的痕跡仍然遺留于當代世界，包括美國與中國。法治，福山區分了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前者是西方人的理解，意指法律超越于政府之上，而后者則是中國人的理解，意指政府以法律治理人民，他認為，中國人似乎混同了兩者。就此一區分而言，汪暉教授在后續指出，這其實是老生常談了。民主，意指政府回應廣大人民要求、向人民負責的制度。在福山看來，顯然有必要區分中國和朝鮮的民主程度，前者雖未表現為西方所理解的那種確定的形式，但的確更具有回應人民、向人民負責的能力和動力。

在這三種元素中，國家是一方，民主與法治是另一方面，后者制約前者，使前者不至于走向專制和暴政。在福山看來，現代政治制度的完善性基于這三種元素的平衡，偏失任何元素都不是好事。例如，在他看來，中國早在漢代發展出了現代國家，國家能力很強大，但卻從未發展出民主與法治的強大傳統，結論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不平衡的。

福山

中美法治：一個太少，一個太多

既然是要回應中國的法治改革，福山決定好好梳理法治的歷史與演變。在他看來，他所謂的那種“ruleof law” 意義上的法治，源于超越性的傳統，特別是宗教傳統。在這樣的傳統中，法的權威源于上帝，因此高于現世的政治權威。在歐洲，法治的傳統深植于歷史和文化之中，正是由此，才培育出現代國家。

中國何以沒有西方所謂的那種“法治”？答案就是中國沒有超越性的宗教傳統，因此終歸到底，還是政治權威至上。福山認為，中國傳統似乎更相信在一個英明君主的掌控之下，法律才能應付瞬息萬變的社會實踐。話鋒一轉，來到了現代中國，他認為毛澤東時代是法治缺失較多，而鄧小平時代則逐漸地恢復法治，但他覺得顯然還不夠，法治還需進一步推進和完善，并上升到憲法的層面。

相比之下，美國的問題不是法治太少，而是太多。福山指出，在美國，法律對國家權力的限制過多，以致不能有效地實施集體行動，而這源于美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對政府不信任的傳統，故而為權力框定了過分細致的規矩。這導致了美國的國家能力的下降，此即是美國的政治衰敗。典型的例子就是奧巴馬政府的醫療改革的失敗。

總而言之，福山同意，現在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法治，而當下法治的推進和完善比推進民主更重要。而美國呢，改革的方向是增強國家能力，“少一點法治”。

回應與爭鋒

待福山結束演講，潘維、崔之元和汪暉開始輪番發問。潘維教授似乎不怎么相信福山的觀點，他最重要的批評是，福山陷入了制度主義的迷信，只是強調制度的首要性，卻沒有意識到，制度產生于實踐，是對具體的歷史實踐的應對，畢竟，先有奴隸，后才有奴隸制。福山起而辯護，他直接斷言，中共相比于蘇共，優勢恰恰在于中共依賴制度，中共自身恰恰是制度化的，才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潘維

崔之元教授則首先追溯福山當年賴以成名的“歷史終結論”的“歷史”，特別夸贊福山那時的論述包含著深厚的黑格爾哲學。前奏結束，崔之元提起以《世界是平的》而聞名的托馬斯·弗里德曼，并問道，盡管相比于弗里德曼對中國和世界的思考，福山的理論要更為精細和復雜，然而，這顯然不夠，比如，把美國的政治問題表述為法治太多，把中國的政治問題表述為國家能力太強，是不是太簡單了？福山似乎很高興崔之元指出他著作中的哲學色彩，并補充說這一色彩仍然延續在他對現代政治秩序的歷史分析中。之后，不知為何，福山卻轉而他向，不再回應崔之元后續的問題，也許他把這一問題視為一種評論。

汪暉教授的問題是從他自己的“代表性斷裂”的理論延伸而來，他指出，福山總結美國政治衰敗的特征之一是“代表性危機”，即政黨成為利益集團，不再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那么，這一危機是否能在福山所熱衷的這個“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系統內部找到克服的方法呢？言下之意，汪暉教授追問的是，作為“歷史終點”的美國政治也出現了危機，那么又要從哪里重啟“歷史”呢？

汪暉

面對汪暉的追問，福山卻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他甚至強調，他所說的“危機”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危機，而是指美國政治的一種衰落的趨勢，而這種趨勢是可以從內部矯正的。看來，福山盡管對美國政治不再抱有那么高的期望，但顯然，這種改變并沒有大到終結“歷史終結論”的地步。這就難怪會有中國青年在會場語驚四座地宣布：福山的“破壁人”出現了，因為中國還有信仰“新共產主義”的人。……

主講者與評議人形成了有趣而有益的對話張力，卓有成效地豐富了對于相關議題的探討。

@Harry 林品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一句話不夠吧，我想說，他的一個說法特別有意思，他說"我的思想隨著歷史發展而發展"。

他真是一個“與時俱進”的人。

@戈雅 Gaya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

福山認為國家、行政問責和法治三者平衡就可以達到“善治”，這仍是典型的制度決定論，是機械數理的思維。政治體制的運行依賴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人行為的依據是價值信念，紙面的規定可以輕易繞過。美國的體制在1787之后大體底定，然而依然不能阻止“鍍金時代”的種種亂象，需要無數“扒糞者”去予以修正。揭開制度決定論的面紗，背后可見美國在20世紀的文化變遷，中國傳統政治中法制體系背后更為復雜的禮教體系。這些共同塑造了不同形態的政治。構造好體制造就好政治的機械公式，本質仍是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政治最優解，自以為站在“歷史盡頭”，俾倪眾生的上帝選民心態。這在冷戰結束之際或許可以獲一時之認同，亦使作者暴得大名，在第三波民主化退潮，全人類對于善治開始做更深入思索之際，怕是就沒那么容易引起共鳴了。提問嘉賓的表現，即是旁證。而福山對于中國儒法爭論的認識太片面淺薄，以致不能理解中國儒法混合的傳統政治中禮教的政治功能。

@卞恒沁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

法制勃勃，民主何在？福山老師很高明，控制概念很精彩，我有個機會提問“現在為何多談法治少談民主？”他沒有直接回答我，果然是政治學大師，太理解當代潮流了，牛！

@倉重拓 Taku Kurashige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

此次講座所有信息會陸續在此次主辦單位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所網站發布，敬請關注。

會場照片皆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