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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曾在《衰落的美國》一文中指出，美國政治正在走向衰敗，整個國家相互制衡的憲政體制，加上黨派極端分化，以及不斷興起的擁有雄厚資金的利益集團，催生了我所認為的“否決政治”。這一體制更容易阻礙政府落實公意，而非助政府一臂之力去提升大眾利益。經常出現的預算危機，停滯不前的官僚體制，以及缺乏政策革新，這些都是政治體系處于混亂中的標志。

從表面看，2016年的總統大選似乎驗證了這一分析。曾經一度驕傲的共和黨在提名環節就失守于唐納德·特朗普略帶敵意的接手掌盤，并由于種種內部矛盾而出現了內部分歧。然而在民主黨方面，在政府叱咤風云多年的希拉里·克林頓則出乎意料地面臨了來自伯尼·桑德斯的激烈競爭，這位已經74歲高齡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不論針對何種議題，從移民、金融改革、貿易，到長期停滯的收入，兩邊的絕大多數選民都反對如今的當權派，在他們眼中，這些當權派既腐敗又假公濟私，選民們更青睞于激進的“圈外人”，希望能對美國政治來一個“徹底洗牌”。

但是，事實上，這場混亂的總統大選顯示出美國民主在某些部分比我們所預期的運營起來要更有秩序。不論一個選民決定投給誰，每個州的選民都會紛紛涌向投票處，并且試圖從那些利益集團和寡頭們手上奪取發言權。杰布·布什（老布什之子和小布什的弟弟）是理所當然的共和黨候選人，竟然在花費了1300多萬美元的選舉經費（其中包括打造他的超級PAC）后于今年2月宣布退出選舉，這讓他顏面盡失。與此同時，桑德斯將競選資金籌集重心放在小額籌款上，并承諾要讓那些支持他競爭對手的金融精英們失望，而桑德斯也確實籌集了比杰布·布什更多的資金，并且全程都緊跟希拉里步伐，與其不相上下。

其實，這次選舉背后真正的意義在于，經過幾十年的變遷，美國的民主終于要直面不斷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以及每個人都需面對的經濟停滯問題。社會階級固化再次重返美國政治舞臺，成為核心焦點，超越了其他例如種族、民族、性別、同性戀、地緣等等的社會分歧，主導了近幾次選舉的討論議程。

精英和平民階層間的財富鴻溝在兩代人的時間里不斷擴大，但只有到了當下這個局面，這一貧富差距才影響到了國家政治。真正值得解釋的并非為何民粹主義者在這一周期中可以形成這樣的利于他們的局面，而是為何他們花了如此長的時間去達到這一目的。除此之外，盡管得知美國的政治體系并非如大多數人所想象的如此僵化，也并非嚴格受制于財富精英，這著實令人欣慰。但那些民粹主義改革者們所兜售的那些所謂“妙計”，實際上是完全無用的，如果一經采納，更有可能阻礙經濟增長，使本已艱難的境況更加雪上加霜。所以，盡管那些精英們從自身的自以為是中驚醒，如今也要輪到他們來出謀劃策，去解決那些他們再也無法否認與忽略的問題。

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

近幾年來，人們越發不可否認對于大多數美國公民而言，國民收入已經長期停滯不前，即使精英們比以往表現更出色也無濟于事，整個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在加劇。一些最基本的事實也表明，國民財富的巨大增長是由金字塔頂端的1%的人所貢獻的，更確切的說，其實是那排在社會尖端0.1%的人貢獻的。如今這一政治周期的博人眼球之處在于，關注點已經開始轉移，過度的寡頭政治不再是關注的重點。反之，落后民眾的困窘生活被提上議程。

最近的兩本書，查爾斯·默里的《分崩離析》（Coming Apart）與羅伯特·普特南的《我們的孩子》（Our Kids），以令人感到沉重的細節刻畫了如今美國新的社會現實。默里和普特南在政治立場上完全不同，一個是保守的右派，另一個則是主流的自由主義左派，然而他們所提供的數據卻是契合的：工薪階層的收入從上一代起就逐漸減少，而擁有高中學歷或更低學歷的白人薪資減少更甚。對這群人而言，特普朗的口號“讓美國再次雄起”確有其實際意義，然而這群人所遭受的社會病癥其實遠不止于此，書中關于犯罪、毒品和單親家庭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

2016年5月，支持者們與桑德斯在加利福利尼亞卡森市的集會（圖片來源：路透社）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就掀起了一場關于美國黑人底層階級的廣泛討論，這一階層的出現意味著社會上游走著一大群未充分就業和技能缺失的人，他們的貧困境況幾乎人人相似，貧窮導致家庭破碎，這些人在就業市場上毫無競爭力，他們缺乏競爭所必需的社會規范和行為準則。而如今，白人工薪階層在社會的境況實際上同80年代的黑人底層階級別無二致。

在新坎布爾什州，這個州同其他州一樣有著眾多白人與鄉村地區，在這個州的初選階段，選民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海洛因成癮，這可能會令大多數美國人感到震驚。實際上，在諸如印第安納州和肯塔基州的白人鄉村地區，吸食鴉片和甲基苯丙胺十分普遍，就跟上個年代在市中心生活的人普遍沉迷于可卡因一樣。經濟學家安妮·卡斯和安古斯·迪頓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表明，生活在美國的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自1999年到2013年間呈現上升趨勢，即使這一數字幾乎在所有其他人口種群和在其他任何富裕國家里都是下降態勢，究其原因，造成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有自殺，吸毒和酒精——有超過50萬的過量死亡是超乎我們預計的，同時，這類群體的犯罪率也呈直線上升趨勢。

然而，這一慘淡的事實卻與美國精英們的生活毫無關系——主要是因為在同一時期，他們自己過著相當好的生活。對于受過大學及以上教育的美國人而言，他們的財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不斷累積，這一階層中的離婚率和單親家庭數量卻在降低，社區犯罪穩步減少，城市再次被年輕的都市人占領，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科技助長了社會信任，各種社區融合的新形式層出不窮。針對這類精英群體，“虎媽式”教育，相比留守兒童現象，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政治的失敗

考慮到社會中發生的巨大轉變，真正值得考慮的問題并非為何2016年美國爆發了民粹主義，而是為何這一主義的爆發沒有發生在更早些時候。美國的制度確實存在問題，它并未充分代表民意：兩個政黨都沒有很好地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

在近幾十年來，共和黨內部企業精英們與社會保守派的聯手并不順利，他們之間的合作模式表現在，前者提供資金，后者主要負責投票。《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面概括地代表了企業精英們的主張，就是提倡經濟自由主義：追求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開放移民。正是由于共和黨的支持，使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順利通過，最近的“貿易促進授權”（更為人熟知的說法是“快速通道”）也是共和黨人的杰作，支持他們的那些企業精英們也能從中受益。因為一方面可以從國外輸入勞動力，不論是技術型還是非技術型人才，兩者皆可，另一方面，通過全球貿易體系，他們可以在全球自由出口以及投資。共和黨人推動了大蕭條時代銀行監管制度的廢除，為次貸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同時，他們在思想上致力于減少美國富人的稅收，力求削弱工會的力量，并且主張要削減原本利于弱勢群體的那些社會福利。

這樣的主張與工薪階層的利益截然相反，造成工薪階層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重的，既與技術革新有關，也與公共政策脫離不了干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共和黨精英們所推崇的“親市場”導向給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帶來了不小壓力，這種壓力一方面來自日趨激烈的技術和全球競爭，也來自新政削減了對工人的保護和福利（在德國和荷蘭，政府對于保護工人利益投入了不少精力，在這些國家并沒有看見社會不平等的明顯加劇）。因此，毫不驚訝的是，今年規模最大、也最情緒化的斗爭將是發生在共和黨內部的斗爭，因為它的工人階層基礎更加青睞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

民主黨人，仍舊將自己視作平民的領袖，并且依舊寄希望于逐漸衰弱的工會來幫他們爭取選票，盡管他們在這一選區還是失敗了。自從比爾·克林頓“第三條道路”的興起，民主黨內的精英認可了“后里根時代”自由貿易和移民的益處，并且他們在1990年代廢除銀行監管制度的過程中串通一氣，嘗試收買反對貿易協議的勞工運動，而非支持這一運動。

但是，民主黨人所面臨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民主黨將身份認同政治作為其核心價值觀念。民主黨近期贏得的選舉主要是通過調動民眾中的某些群體聯手，其中包括婦女、非洲裔美國人、年輕的城市人、同性戀人士和環保主義者，而他們完全不接觸的群體就是白人工薪階級，這一階級可是當年羅斯福新政的基石。自上世紀80年代起，白人工薪階級開始在一些文化議題上投票給共和黨，議題涉及愛國主義、關于槍支權利、墮胎，以及宗教，克林頓在90年代從他們手上贏回了一些選票，并兩次成功當選（每次都以“多樣性”議題為切入口），但是自此，他們對共和黨更加忠誠，成為了共和黨可靠的支持者，盡管共和黨精英的經濟政策與他們的經濟利益有所沖突。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今年四月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的研究表明，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80%表示他們覺得“政府并未真正地幫助少數群體，而是離他們漸行漸遠”，85%的人贊同“美國已經失去了它的身份認同”。

民主黨人對于身份認同的執著解釋了當代美國政治最大的奧秘之一，就是為何在鄉村的白人工薪階級，特別是那些處于南部州，僅享受到有限社會福利的人，會成群結隊地涌向共和黨人麾下，盡管這些白人工薪階級是共和黨持反對意見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一個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奧巴馬醫改確實被設計為要造福民眾，但受益者卻不是他們——造成這樣想的原因就在于民主黨人已經失去了同這群選民溝通的能力（這是與1930年相比，那時候在南方的鄉村的白人是民主黨福利改革倡議的主要支持者，例如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