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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民主黨有可能采取自己版本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嗎？

FF：是的，當然有可能。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許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開出的價碼一個比一個更左，就像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沒有人想在這時被人在左傾程度上超過，這很危險。

我認為能與之抵銷的力量只是他們真的想贏得這次選舉，許多民主黨人相信，如果他們過于左傾，那將有助于特朗普。但問題是兩個政黨都沒有真正的控制人。沒有人能說：“我們必須進行這種戰略計算，并提出這種候選人?！?

TAI：現在整個西方的政黨都有麻煩了嗎？

FF：是的，我想說是的。美國政黨已經衰落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意思是，在這個政黨里沒有一個核心團體能夠代表它做出決定。所有的一切都是關于外部捐贈者和那些設法贏得這些被稱為初選投票的人，但是政黨機構本身的權力卻非常有限。

英國是一個典型的威斯敏斯特體系。兩黨制，由簡單多數票當選的選舉體系選出兩個紀律嚴明的政黨，還有一個首相，類似于由選舉產生的獨裁者。隨著英國脫歐，這已經完全消失了，因為兩黨都有這些內部的分歧，所以保守黨或工黨的領導人不能約束他們自己的成員。同樣，在德國，社民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失去了20%的選民，法國社會黨也消失了。

TAI：你最近在歐洲旅行，為創造你的新書《身份/認同》。人們在那里問什么問題？

FF：最大的問題是現代民主國家是否需要國家認同。在歐洲，很多左翼人士認為這是不必要的。他們認為民族認同必然導致民族主義、侵略和排外以及所有這些壞事。

右翼人士中，有人認為民族認同很重要，但他們想開歷史的倒車，并加強那種排斥少數族裔的民族認同。我并不能真正看到的是一個中間派的立場——你應該考慮國家認同，但它必須基于一個民主和開放的立場。這在歐洲是否可行，是我在每一個訪問過的國家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

TAI：與歐洲相比，你認為這些身份問題在美國的表現如何？

FF：我認為，總的來說，我們比歐洲人的情況更樂觀，因為經過長期的斗爭，我們確實發展了我所說的信條或公民身份。到民權運動結束時，這種身份認同已經不是基于種族或族裔，而是基于信仰和美國的基本原則。

但我認為這正受到威脅。右翼來說，即使不是特朗普本人的話，很多他的支持者希望恢復美國人基本上都是白人的舊觀念。左翼來說，你面臨一個不同的問題。有些人不相信有共同的身份，或是種族主義、父權制和殖民主義；你沒有正面的故事可以講述。這兩種立場在美國沒有在歐洲那么極端，但在這里也發生了。

TAI：有一件事我們沒有討論過，那就是腐敗。以及西方對獨裁政權的支持作用。你能把這當作對民主的威脅嗎？

FF：令我震驚的是，里根時代的自由市場思想最終證明了避稅天堂的合理性。富人從不想交稅，沒有人愿意，但他們過去常常提出原則性的反對交稅的論點，采取拉弗曲線的形式，以及各種關于低稅率有助于經濟增長的理論，或者說，如果我們繳稅，政府將把它們浪費在一些毫無意義的社會計劃上。

現在，你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富有的美國人，比如說，建立了慈善基金會，資助了很多好的事業，但是他生活在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上，因為他不想付美國的稅。我認為他對此并不感到難過。他說：“美國的稅率太高了，那我為什么要付呢？”住在避稅天堂是完全合法的。

政治障礙在于，人們實際上不希望執行這些規則。他們希望投資銀行的私人銀行部門幫助他們把錢藏起來，不讓稅務人員發現。我認為里根主義或撒切爾主義給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則性理由。這不僅僅是“好吧，我應該更富有”，而是這種認為對有生產力的人征稅是不公平的想法。

TAI：但似乎與25年和50年前有所不同，這些問題得到了更大的緩解。

FF：嗯，我認為，當資本主義在一種社會責任感和一種意識中得到平衡，即資本主義制度嵌入一個更大的社會，這個社會有規范，在某些行為上有界限時，它總是能很好地運作。

牛津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最近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書中對公司的性質提出了這一觀點。早在1970年，米爾頓·弗里德曼就發表了一篇廣為引用的文章，他說公司的唯一業務就是讓它的所有者受益。科利爾認為，整整幾代的商學院學生已經內化了這個概念，這導致了壓榨員工，從他們那里敲竹杠得到最后一筆工資，削減他們的福利，利用政治權力阻止他們加入工會等等。

保羅·科利爾的新書《資本主義的未來》

資本主義并不總是這樣。尤其是二戰后的德國和日本，商界精英們意識到，他們在二戰期間一直在與工人們維持著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敵對關系，如果他們真的要擁有社會和平和民主政治制度，他們必須要接受分享一點財富。我認為美國資本家也和前一代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