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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西伯利亞報》做了一次“蘇共究竟代表誰的利益”的民意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僅占4%，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干部等人員的高達85%。

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學者和政治活動家格·阿·阿爾巴托夫也指出：特權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人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沖突的地雷，黨、政府、整個領導層的威信下降，同時作為一種自然反應，右的和左的平民主義都冒出來了。”故此，他們的腐敗行為對當時以及后來的蘇聯社會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其悲劇性解體已經說明了一切。

“美版腐敗”和“蘇式腐敗”結局迥異之謎

值得今天的人們思索的是，幾乎同樣處于動蕩政局的“風暴眼”時，為什么“美版腐敗”沒有導致國家分裂，而“蘇式腐敗”卻造成了普京所說的“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當美國在“鍍金時代”遭遇誠信缺失、貪腐橫行等重大考驗，面臨“國家重組”的重大挑戰時，人們為什么沒有選擇“跳船”，也沒有選擇“棄船”？而當蘇聯出了問題的時候，人們棄之唯恐不及。特別是擁有1900萬黨員、執政74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甚至無力做出“應激反應”，在沒有任何痛苦和抗爭的情況下自行消亡和解散。

應當說，腐敗問題并不是“蘇亡美興”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區別在于，當整個國家直面“腐敗之痛、貪瀆之恥”時，人民做出了怎樣的選擇？

美國人民在抱怨中，選擇了和這個腐敗的國家一同改進。正如美國史學家弗雷德里克·L. 艾倫所總結的那樣：“當國家這艘大船偏離航線的時候，也就是說它沒有按照應有的方式運轉的時候，你完全沒有必要毀掉它，然后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加入這艘大船上的全體船員始終都保持著警惕、時刻都仔細地檢查，并且及時修補的話，你完全可以通過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進，一邊保證它繼續行駛，一邊進行維修。”

蘇聯人民則喪失了希望。1990 年10 月24 日—11 月5 日，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中心的一項問卷調查已現端倪：關于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有30%的被調查者直接宣布對共產主義思想失望，每5 人中就有一名黨員對黨的綱領目標持否定態度；關于黨的威信和作用，有21%的被調查者認為黨組織已不具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認為其殘存的威信也在喪失，且每5 人中就有一人指出自己已經脫離了政治生活……

當然，有選擇是幸運的，做選擇是痛苦的。但正如蘇聯作家尤里·邦達列夫所寫的：“人們可以拿我們的改革和一架飛機相比，起飛了，卻不知道飛行的目的地是否也有著陸的地方。”看似漫不經心的改革，抑或別有用心的改革，所帶來的“硬著陸”后果是難以預料的。

尤里·邦達列夫

根據大衛·科茨的觀察，1992—1998年，俄羅斯經濟在大爆炸式的快速轉型下，經歷了長達8年的蕭條，這在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的大國中，還是第一次。相比于1990年的水平，1998年俄羅斯的GDP下降了42.5%。1998 年以來，俄羅斯經濟開始了非常緩慢的增長，直到2007 年GDP才達到1990 年的水平。也就是說，1990—2007年這17年來俄羅斯經濟的增長率是0。在俄羅斯之前的蘇聯時期，這個國家擁有一種多樣化、工業化的經濟結構，而在轉型之后，俄羅斯的經濟則主要依賴自然資源的出口，特別是石油的出口。1995—2011年，俄羅斯自然資源的出口已經占總出口的近70%。

2011 年，原來可以生產很多高質量工業品的俄羅斯（蘇聯），發現它的工業品出口只占總出口的4.5%。舉例來說，華盛頓的地鐵系統是在20世紀70年代建成的，用來生產鐵軌的機器設備都是在當時的蘇聯制造的。華盛頓政府之所以購買俄羅斯的鐵軌，并不是為了讓蘇聯發展經濟，而是因為從蘇聯買到的鐵軌的確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鐵軌。而在1991 年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發達的工業體系已無法再生產出高質量的耐用工業品了。俄羅斯的自然市場戰略使其在基礎建設領域的投資逐漸下降，如鐵路、電力供應等，教育、公共醫療方面的投資也出現下降。俄羅斯的人均病床數從1992 年到2010 年下降了1/4 以上，雖然俄羅斯獲得了巨額的石油出口收入，但俄羅斯高等院校錄取的學生人數卻在過去的4 年中下降了28%

2005 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學生為進名牌大學需付出3 萬—4 萬美元，每年花在招生行賄上的錢總計達5.83 億美元，由商人支付的賄賂總價值從2001 年的340 億美元上升到了2005 年的3 160 億美元，增長了近10 倍。

腐敗就是腐敗，既不應當在國家崩潰的歷史審判席上缺席，也不應該大包大攬為那些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構性“硬傷”頂罪。當蘇共自我凈化、自我糾錯的功能被“閹割”之后，這個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領頭羊的生機活力與日俱減。

蘇聯解體的親歷者麥德維杰夫深刻反省說：“截至1990 年，蘇共差不多有近2 000 萬名黨員，蘇共壟斷了新聞并發行上千份報紙和雜志，它還擁有幾十萬名宣傳工作者，蘇共還控制著國家所有的電臺和電視臺。此外，蘇共手中擁有巨大的財政和經濟資源，并統治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和軍隊。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于并不猛烈的沖擊而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沖毀和削弱，如果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么無論看起來多么堅實和宏偉的建筑都會倒塌。1991 年正是發生了這樣的劇變。”

而民心盡失，民意所向，或者說人民對這一切的集體漠視和袖手旁觀，才是劇變背后真正的最大危機。

（本文節選自《廉潔拐點：世界難題與中國答案》，作者高波，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