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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默波：

在談本場分論壇主題世界中國學的代際傳承與范式轉變之前，我想先談幾點關于中國道路的看法。

學者甘陽受公羊學“通三統”理論的啟發，提出新時代的“通三統”，即一是中國傳統的儒學、道家思想，二是中國1949年革命的傳統，三是西方的傳統。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道路是在這三者之間摸索選擇，比如傳統民本思想，即使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人，也該承認中國取得了1億貧困人口脫貧的偉大成就，這跟民本思想有一定關系。

關于中國革命的傳統，比如現在農村雖然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但土地仍是集體所有制，這是中國革命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很難一下子把它丟掉。

至于西方傳統，中國也講市場經濟、個人自由、“good government”(好政府）等等，怎么實現一個“好的政府”？西方當然會說用民主的方式，但我們中國有中國的方法來使政府成為一個好的政府，比如反腐，就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接下來，談談漢學的問題。

要談這個問題，首先要厘清的是漢學跟中國研究是兩個概念，漢學“sinology”的歷史很長，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更傾向現代，主要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包括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等，這是中國研究囊括的范圍。那么，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研究有些什么特點？我今天的討論把這個定義范圍縮小一點，一是只講改革開放以來的時段，二是只限于英語國家的研究。

為什么要把范疇設定在改革開放以來，我覺得國外的中國研究是跟中國國內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改革開放后中國國內發生的變化，深刻影響了國外的相關研究。

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由于“文革”的過激政策引起對中國政治和經濟界的反思，在反思過程中就出現了類似“傷痕文學”“告別革命”“啟蒙與救亡”等觀點，這些思想都影響了國外對中國的研究。因為國外研究者要從中國取材，在此過程中就會影響他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比如其中一種中國研究模式，就是以權力斗爭的視角來解釋中國當代的政策，這種視角影響了國外的一批研究。

第二個時期是中國正在崛起，在這一期間，中國對國外學者開放，很多人跑到中國來搞田野調查，比如今天上午做報告的學者——牛津大學的雷切爾·墨菲教授，她就是來到中國做田野調查，博士論文寫的是農民工改變中國農村，這本書讓她一舉成名。有了田野研究，就會牽涉到更多方面，婦女問題、勞工問題、民族問題像西藏、新疆等，所以這就不僅僅是漢學研究了。

第三個時期，是大概從新冠疫情前的兩三年開始，一直延續到新冠以后，疫情期間整個學術界幾乎處于“冬眠”狀態，不能旅行也不能跨國做研究，看似是封存了幾年，但同時埋在地下的暗流一直在涌動。

這種暗流是什么？就我的理解、觀察和親身經歷，就是對中國的焦慮。中國的崛起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以這么快的速度發展起來，可以說西方國家兩百年來的變化，在中國只用了幾十年就發生了。

我的孩子在澳大利亞長大，他們的同學都是本地人，其中一個同學，他母親的母親是意大利人，父親是法國人，一個標準的西方家庭；我跟他們比較熟，有一天他的家人問我：默波，如果中國強大到跟美國一樣，我們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現在的生活，有可口可樂、好萊塢等這些很熟悉的事物，雖然常有抱怨，但已經很習慣了。那么，如果中國強大到可以影響世界的話，生活會變成什么樣？他們很焦慮。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及其背后主要資助來源（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該智庫近年來時常發表一些反華報告。資料圖

而這種情況反映到學術界又是如何呢？現在媒體和智庫的發言權越來越大，它們受到政府的影響，政府則受到軍情機構的極大影響，中國是不是很危險，要怎么處理中國威脅的問題，等等。海外研究中國的學者在這一時期都在不斷思考究竟要怎么處理、怎么解決中國問題，怎么做中國的研究，這是一種非常不安的狀態。

至于年輕學者、年輕一代，他們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中國有很多問題，普通人對中國有很多不滿之處，甚至但凡是亞洲面孔就會感受到來自周遭的不信任或被歧視。

過去中國被冠以“世界工廠”，為西方提供廉價產品，現在中國科技升級之后，也有一個問題，我在澳大利亞觀察到的是：凡是中國生產的商品價格都很低廉，而且越來越低，凡是中國從外面進口的，像澳大利亞的鐵礦石、農產品，則價格越來越高，現在中國的科技實力上升以后，中國的產品還是沒有更高的價值，無論是政治界、商界還是學術界都有非常擔憂的感受。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英美國家的中國研究學者來說，怎么來接近中國、研究中國，是一個艱難的問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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