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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沛 編輯/徐喆

在IRA“受關注外國實體”釋義出臺后，美國市場對中國鋰電產業已經豎起了高聳的歧視性“白色壁壘”，而鋰電出海另一大被寄予厚望的單一市場歐盟，盡管也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法規》，提出碳足跡聲明、電池護照、電池材料回收等新的監管要求，但國內產業界對此存在著普遍性的輕視心態，認為相比于簡單粗暴的“白色壁壘”，歐盟“綠色壁壘”影響有限，對企業而言主要是增加了一些信息整合披露的合規成本，法案中唯一“硬性”的電池材料回收與再生利用門檻要求，對我國鋰電產業也談不上多少技術難度。

然而看似“柔和”的歐盟新規，卻已經為更具“痛感”的后續監管動作進行了授權，關于碳足跡聲明的目的，法案明確闡述將服務于建立鋰電池碳足跡性能等級，進而成為引入相關量化準入門檻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 for introducing a requirement for a carbon footprint declaration）。

從新法案的實施日程中，也不難感受到歐盟方面的“步步為營”，碳足跡聲明強制要求首先將于2025年2月應用于體量最大的動力電池市場，隨后歐盟委員會將基于該法案的授權，在2026年8月前出臺對動力電池的全生命周期最大碳足跡門檻要求（determining the maximum life cycle carbon footprint threshold），這意味著屆時鋰電產品碳足跡不僅需要強制“報數”，并且數據還必須符合歐盟懸而未決的硬性門檻，同時，對動力電池相較儲能和小動力電池的監管節奏超前數年之多，亦折射出歐盟方面的立法指向性。

新電池法為歐盟留下的碳足跡監管“后門”，使中國鋰電產品對歐出口未來面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從近期一些歐洲政策圈游說機構的“研究成果”看，碳足跡準入門檻被設定在一個強人所難的高位絕非杞人憂天，如一家機構針對三元體系鋰電產品碳足跡測算中，就基于對正負極材料制備工藝及回收環節參數的不合理設定，得出結論稱若在法國制造鋰電池，其產品碳足跡表現將明顯好于在中國制造的“碳密集型”電池，進而鼓吹歐盟應為鋰電池設定“雄心勃勃”的碳績效門檻，以幫助建立歐洲低碳電池產業，并避免從中國進口或允許亞洲產業鏈在歐洲投資建設電芯產能（produced on European soil by Asian industries with a high carbon value chain）。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歐盟新電池法中看似不起眼的碳足跡聲明如同一個關鍵支點，無疑為其后“綠色壁壘”的杠桿調節提供了巨大空間。

當前，我國鋰電產業界在歐洲地區的產能投資與市場拓展十分活躍，正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例如在寧德時代、億緯鋰能、遠景動力等知名鋰電企業于歐洲大手筆產能投資的同時，大眾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也已經成為國軒高科第一大股東，這樣的產業生態融合，無疑有助于抑制歐盟政策圈某些“陰謀”的醞釀發酵，但與此同時，我國鋰電產業鏈在碳排放領域面臨的現實挑戰也應當予以正視，根據觀察者網與多位業內專家交流，相關挑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碳足跡核算難，全生命周期產品碳足跡核算，意味著需要從原料開采到產品回收再利用全鏈條的基礎數據積累，國內鋰電行業目前缺少規范性標準和普遍實踐，第三方服務生態發育也較為滯后；

二，國際互認有待打通，這尤其表現在范圍2、范圍3等間接排放核算上，如國內外對煤電電網因子設定存在較大差異，要實現國際互認，規避不公平的歧視性待遇，尚需建立扎實的因子數據庫；

三，制造過程粗放，作為碳足跡核算的基礎，我國鋰電行業制造過程精益化、精細化程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能耗管控與廢棄物處理在二三線廠商中普遍未得到足夠重視；

上述三方面挑戰中，如果說碳足跡數據難算、難認更多可通過服務機構和行業組織牽頭發力，那么制造過程的提質增效，則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企業自身努力，在不改變粗放運營現狀的情況下，針對這一弱點的外部“陽謀”是單純依靠商業合作所難以化解的。

根據一項德國知名機構亥姆霍茲研究所近期發布的研究結果，從全球增溫潛勢（GWP）角度分解，影響鋰電產品制造環節碳足跡的除了鎳、鈷、鋰等上游原料開采精煉，還有相當比例來自于中游正極材料等高溫工藝和下游電極涂布、電芯化成環節的電、熱消耗，這一結論也符合觀察者網行業交流中獲得的信息，例如目前在電極涂布環節，不同裝備盡管PPM等參數指標存在較大差別，但實際運行中每年的動力、加熱、環控成本合計占比大體均在70%左右，能源消耗量極高。

而如果進一步追溯上游原料精煉生產過程，以有色金屬中單位產品碳排放量第二高的鎳為例，2020年海外典型廠商鎳生產的碳排放系數為12.86，其中燃料消耗占70%、電力消耗占30%，由此不難看出，電能與工藝熱能消耗，堪稱管理鋰電產業鏈碳足跡最為根本性的“自變量”。

盡管電、熱運用效率對碳排放表現如此關鍵，但從全局的顯性成本上看，在鋰電中下游離散型制造業態中占比總體不高，由此也使得相關廠商對此普遍重視程度有限，事實上，長期以來供不應求格局下，鋰電企業已經習慣于“埋頭狂奔”的生產節奏，月計劃日排產的最高目標是服務于產品準時交付，在最大產能約束下盡可能提高計劃達成率，緊俏的產品與豐厚的盈利，往往使企業缺少對制造過程精益求精的迫切感。

然而隨著2023年鋰電市場供需格局發生深刻轉折，產能跟不上計劃已經逆轉為計劃跟不上產能，排產下滑的現象正沿著產業鏈條不斷傳導蔓延，攤入更少產量的固定資產折舊，也使產品成本陡增，進一步擠壓盈利能力，60%、50%、40%......持續走低的產能稼動與剛性的資產折舊壓力，無疑為鋰電企業帶來一系列財務表現上的嚴峻挑戰，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產能利用率低下，也會惡化產品碳足跡表現。

廣東蘑菇物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沈國輝向觀察者網分析了這一問題，他指出，鋰電制造廠公輔車間（如配電房、空壓站、制冷站、循環水站等）往往作為鋰電產線的配套，產能利用率不足的情況下，意味著廠區“水電氣冷熱”的能源使用效率也隨之惡化，“因為他的產線開不滿，意味著原來投的這些能源設施就有很大浪費，老師傅人工去管的話憑主觀經驗，不敢把能源供應的冗余降太低，變相的就增加了企業的單位能耗”。

沈國輝還透露，當前鋰電企業面對訂單下滑開工不足，已普遍將經營重心從增收轉向降本，“產能開一半，其實對很多工廠壓力非常大，這個時候企業最關心的就是投入產出，大家在訂單上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那就一定要在降本上解決問題，那如何降成本呢？一個鋰電池廠大的可變成本構成是三塊，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能源成本，降本是毫無疑問的共識，至于怎么著手，各個企業的做法還并不統一。”

從鋰電產業界實踐看，降本增效的確呈現出八仙過海的多樣化探索，包括壓縮原材料與產成品庫存、加密設備檢修頻率、調整排產計劃等做法，對能源消耗的精細管理也被越來越多企業所重視。針對涂布干燥、化成分容等能耗密集環節，目前也已經出現了不少有節能降耗優勢的新工藝、新裝備，不過在資本支出大幅收緊的現階段，鋰電生產企業更感興趣的還是如何對現有工廠運營漸進改良，在沈國輝看來，數智化是一個較好的路徑：“數智化的價值一方面是節能降碳，基于數智化工具對能耗供需匹配實現全局尋優，另外對鋰電池行業來講，因為生產環控要求高，所以數智化還能夠提升生產的工藝水平，比如像恒溫恒濕的指標穩定性”。

總體而言，產能過剩持久化態勢，令不少鋰電企業急于在海外尋找出路，不過對任何一個擁有鋰電消費潛能的經濟體來說，依托市場規模扶植本土產業鏈都屬”人之常情“，區別只在于手法與節奏。

當前歐盟步步為營的碳足跡“綠色壁壘”，令中國鋰電出海儼然“船行偏遇頂頭風”，不過從積極的角度看，這樣的內外部新形勢，也無疑將倒逼鋰電行業提質增效，隨著落后產能逐步出清淘汰退出市場，與準入要求相匹配的碳足跡管理能力日益健全，全行業能耗表現也終將顯著提升，從而令外部力量“無機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