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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是主張企業將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履行與說服投資者投資入股的公司治理列入同等重要地位的概念。由于與環境保護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這樣“神圣偉大”的造福人類社會的公益屬性的活動聯系起來，ESG成為無人敢加以反對的一項“政治正確”。在20多年的時間里，ESG已從聯合國發起的一項企業社會責任倡議，演化為波及每一家企業經營管理實踐的一項全球運動。

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下，開啟2.0時代的特朗普新政府的一項歷史使命是扭轉建制派長期以來營造的刻板教條執行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的社會風氣，“讓世界回到原來的樣子”。帶著公益屬性光環、政治正確的ESG自然成為未來特朗普新政府圍繞產業政策調整的重點（參見鄭志剛，《美國的企業改革》，FT中文網，2024年12月9日）。

而在這一反對政治正確教條化的民意基礎形成，進而助力特朗普重返白宮的過程中，美國學術界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維護了“大學是社會良知的最后堡壘”的聲譽。

ESG無法刺激消費者購買

今天我們以ESG為例向讀者介紹兩篇足以改變絕大多數人對ESG印象的學術研究。第一篇來自紐約大學的Sinja Leonelli與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Maximilian Muhn、Thomas Rauter和Gurpal Sran四位學者共同完成的《消費者如何使用企業信息披露？》一文。

對于以創造價值為基本目的的經濟組織而言，最能打動一家企業義無反顧地做某件事的理由莫過于告訴它，這樣做可以“賺錢”。事實上，長期以來，ESG運動的鼓吹者一直試圖建立這樣的實現機制鏈條。那就是，一家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保護環境，將樹立良好企業公眾形象，以此激發消費者的購買熱情，由此給企業帶來更多的價值回報的。

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Sinja Leonelli、Maximilian Muhn、Thomas Rauter和Gurpal Sran四位學者完成的研究表明，“這只是一個一廂情愿的謊言”。在針對消費者態度開展的一項有2萬4千多名受訪者參與的實驗調查中，他們的研究發現，企業的ESG信息披露對客戶的消費行為其實影響甚微。盡管受訪者在調查中表達了對ESG負責任企業產品的購買意向，但在調查實驗結束后的第三或第四周，就連這些微小的增長變化也徹底消失了（參見Leonelli，Muhn，Rauter and Sran于2024年的工作論文“How do Consumers Use Firm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R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https://ssrn.com/abstract=4687694）。

Leonelli等的研究為投資實踐中ESG基金無法帶來“顯著的阿爾法”和“相較于傳統投資組合的基金，ESG基金的投資表現更差的經驗事實（參見Raghunandan,A. & S.Rajgopal(2022),“Do ESG funds make stakeholder-friendly investments?”,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7(3):822-863.）提供了很好的理論解釋。就連激發消費者持續的購買熱情都無法做到，ESG投入又如何能夠給企業帶來期待的價值回報呢？！我們看到，ESG運動的鼓吹者試圖建立的ESG價值創造實現機制鏈條在信服的經驗證據面前就此斷裂了。這一研究結果對于ESG運動而言可謂“致命的一擊”。鑒于ESG令人失望的回報率，包括Hartford Funds 、Pacific Financial等在內的很多美國基金公司悄然變更和刪除基金名稱中的ESG字樣，甚至直接關閉ESG基金。

不僅如此，Leonelli等的研究事實上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的問題。那就是，一家企業究竟是基于市場專業化分工通過做擅長的事創造價值、繳納稅收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呢，還是去做并非每個企業都擅長（如環境保護）的事，同時耗費得不償失的成本從事ESG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呢？畢竟，“社會創建公司的目的是提供消費者想要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為了推動只有一小部分人認同的社會價值觀”（與馬斯克同為美國政府效率部領導的拉馬斯瓦米語）。

如果說Leonelli等的研究僅僅戳穿ESG諸多謊言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謊言，那么，接下來這篇研究則直接戳穿了ESG諸多謊言中最大的一個謊言。

2019年在ESG發展歷程中發生了一件被很多ESG運動鼓吹者認為是“里程碑”的大事。那就是，在那一年的9月，由蘋果、摩根大通、可口可樂和沃爾瑪等全球181家知名企業CEO共同簽署了由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工商團體“商業圓桌會議”發布《公司的使命》宣言。該宣言明確提出企業應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而非僅限于股東。這一事件被很多ESG運動鼓吹者認為是ESG從聯合國的一項企業“可做可不做“的社會責任倡議正在變成企業一項自覺行動的標志。因為既要“保護環境”，又要“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同時還要“規范公司治理“的ESG在本質上是強調各種利益相關者利益兼顧的利益相關者論倡導的工商管理實踐的升級版（參見鄭志剛，《從ESG運動的興衰看利益相關者論的沉浮》，FT中文，2024年9月2日）。

簽署商業圓桌會議宣言的公司不過信口雌黃

發表在最新一期《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由Raghunandan 和 Rajgopal兩位研究者完成的一項簽署“商業圓桌會議”宣言的181家企業與對照企業在簽署前和簽署后行為對照研究相信一定會讓很多對ESG深信不疑的讀者“大跌眼鏡”（參見Raghunandan and Rajgopal，“Do Socially Responsible Firms Walk the Talk?”，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024 vol.67, no.4）。

他們的研究發現，這些通過簽署宣言宣稱自己是利益相關者導向的公司，其實并未真正踐行相關理念。與對照企業相比，這些企業不僅在簽署前更為頻繁地違反相關環境和勞動法規，碳排放更高，即使在簽署宣言后，與對照企業相比，同樣未表現出顯著改善。與此同時，這些簽署宣言的企業往往與對照企業相比獲得更多的政府補貼。Raghunandan 和 Rajgopal兩位研究者就此直言，簽署宣言并非一些企業在利益相關者價值導向行為的一項可置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在硬證據（Hard data）面前簽署宣言變得猶如“信口雌黃”。

對于2019年美國181位頂尖企業首席執行官簽聯合署商業圓桌會議共同宣言是否成為ESG運動里程碑一事事實上一直充滿爭議。在2020年，哈佛法學院著名教授Bebchuk就指出，這些在商業圓桌會議簽署宣言的CEO們在簽署宣言前幾乎不約而同地沒有尋求董事會的批準（參見Bebchuk, Lucian and Roberto Tallarita. 2020. The illusory promise of stakeholder governance. Cornell Law Review 106, 91-178)。因此，在Bebchuk看來，這意味著這些公司從未把簽署宣言理解為公司戰略真正改變的標志，只是一場迫于外部壓力的“逢場作戲”，甚至只是“一場兒戲”。Raghunandan 和 Rajgopal兩位研究者的研究則用信服的證據證明了Bebchuk的猜測，那就是一家企業在外部社會壓力下說什么和做什么其實是兩回事。

事實上，芝加哥大學的著名公司治理學者Zingales教授早在2015年和他的團隊提供的經驗研究就表明，那些在公司官網上宣傳的公司目標價值與企業真實價值沒有關系，只是企業版的“掛羊頭賣狗肉”而已（參見Guiso, Luigi, Paolo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2015. The value of corporate cul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7(1): 60-76)。

簡單總結一下這兩篇研究的發現，用通俗的話說，第一篇研究告訴我們ESG這件事其實是“賠錢賺吆喝”，第二篇研究則告訴我們，連那些“吆喝”都是做給別人看一看的“表演”。理解了這些，你也許就不難明白為什么美國會有那么多人支持特朗普重返白宮，對政治正確化的包括ESG、DEI等在內的社會運動進行系統糾偏。

一段時期以來，隨著青少年對馬斯克、阿爾特曼等科技精英崇拜熱潮的興起，無論美國社會還是中國社會都充斥著各種“文科無用”的奇談怪論。上述兩篇社會科學研究一定程度表明文科，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不僅有用，而且大有用處。

而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有用的社會科學研究又來自于哪里呢？上述兩篇研究帶給我們的一個啟發也許是，通過獨立思考和理性批判來開展社會科學研究，使大學成為“社會良知的最后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