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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有效

以美國自己的標準來看，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取得了成功。該政策的主要目標，即擴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裂痕，很快就取得了進展。1972年5月，尼克松飛往莫斯科，與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舉行了峰會，兩國領導人在莫斯科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和《戰略武器限制條約》，預示著一個克制競爭的緩和期將要到來。也許對美國更為寶貴的是，美國對華開放破壞了共產主義堅守的意識形態凝聚力；畢竟，毛澤東事先并沒有咨詢其共產主義陣營內部重要伙伴的意見，就與本國的大敵建立了關系。

美國對華開放也促使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更大程度的偏轉，促使其能以更現實的態度處理地緣政治關系。其革命熱情減弱的最初跡象是北京減少了對北越共產黨的支持，并推動他們在1973年與美國簽署了和平協議。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里根政府發起了旨在驅逐蘇聯力量的秘密戰，中國在這場秘密戰中成為了美國的關鍵盟友，向阿富汗抵抗組織輸送資金和武器。隨著1980年代中蘇緊張局勢升級，中國甚至接納美國在其領土上部署雷達和監視系統。

實施接觸政策所要達到的第二個目標是把中國帶進世界秩序，這個目標實現了嗎？它也取得了成功。在妖魔化中國成為時尚的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這個國家已與當初那個扮演革命火種角色的中國拉開了多遠的距離。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支持世界各地的解放戰爭，幫助巴基斯坦和朝鮮設計核武器，反對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并將自己與全球經濟隔離開來。而在今天，它積極參與全球主要國際組織的運作。它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提供了最多的兵力、第二多的資金。在聯合國安理會，它很少行使否決權并通常與美國保持一致。

或許，說明中國已成功融入全球體系的最生動例子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當時美國緊急尋求世界各國出手相助以防止出現另一次大蕭條。盡管中國是當時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受影響最小的一個，盡管危機已經在美國開始蔓延，但北京還是迅速響應了華盛頓的呼吁。中國是第一個推出經濟刺激方案的國家，其規模高達2萬億美元，這也是全世界同類方案中規模最大的。在市場極度動蕩之際，當莫斯科試圖說服北京拋售其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時，中國斷然否決了這一提議。

至于接觸政策所要達成的第三個目標——使中國人擺脫貧困，其成果簡直是奇跡。在尼克松對華開放后，中國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最終使人類歷史上最顯著的大國減貧成就出現在世人面前。這個國家通過放棄共產主義經濟模式（譯注：作者此處當指過去帶有蘇式色彩的激進經濟模式，但作者對中國經濟模式轉變的理解過于簡化和片面），接受西方自由市場原則實現了這一目標。1978年，每十個中國人中有九個生活在世界銀行設定的每天2美元“極端貧困”線以下。而在今天，則是有九個以上的人生活在這條貧困線之上。

中國的減貧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圖片來源：中新網

中國批評人士經常引用的《世界人權宣言》包含兩套權利：一套是經濟和社會權利，另一套是政治權利。與美國憲法一樣，《宣言》確認了言論自由權和代議權。但它也宣稱，“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中國在擴大公民經濟權利方面，它的成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改變中國

從尼克松對華開放到冷戰結束，美國的對華政策都在追求這些具體而又實際的目標，并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在蘇聯解體后，許多人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從而臆想出這個世界已經出現了“歷史的終結”。美國決策者預見到了一個“單極時代”，自由民主體制和市場資本主義將獲得勝利，和平將占據主流。

這些想法影響到了老布什總統和比爾·克林頓總統，使他們產生了這樣一種期望，將中國納入國際貿易體系從而為建立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礎。正如克林頓在2000年解釋他為什么要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說，“中國并不是簡單地同意進口更多我方產品，而是同意進口民主體制最珍視的一大價值觀——經濟自由。”克林頓自信經濟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間存在聯系。他說：“中國經濟越自由，中國人民的潛力就釋放得越充分——他們的主動性、他們的想象力和他們非凡的企業家精神。而在他們有權……實現個人夢想后，他們就會要求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小布什總統和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懷抱著這一戰略理念進入到了二十一世紀。與克林頓一樣，他們都認為與中國展開經濟接觸將使中國人民擁有更大的志向，并最終迫使中國領導人開放政治。正如一位布什政府高級官員告訴《外交政策》雜志的那樣，“他們的政策將與我們的政策保持一致——這不會在幾個月后發生，但這最終會發生。”對歷史走向懷有信心的奧巴馬也在其2009年的中國之行中做出了同樣預測，他說，“當你發現這樣的經濟自由開始出現后，政治自由也就隨即開始……加速出現了。”

現在已很明顯，這些期望都是幻覺。中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會追隨日本和德國的腳步，它將在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中占據自己應得的位置。與某一愿景相伴而生的盲目性必將招致失敗：美國執迷于某一理想的結局，無法接受這一結局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歷史教訓

看看這份美中交往記錄，拜登政府應該會發現四個很有啟發性的教訓。

首先，在追求地緣政治目標時，接觸往往促成更多的成功而不是失敗。

華盛頓能夠創造一個合適的機會退出越南戰爭，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力量的天平偏向自己。美國成功說服北京相信一旦中國加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它就能獲取到更多的利益，通過這種辦法，華盛頓減緩了核武器的擴散，打擊了全球恐怖主義，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避免了又一次大蕭條。成功的秘訣在于，美國創造出了充分的客觀條件，以使中國領導人相信去做華盛頓所期望的事也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面對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拜登和他的團隊將很難沿用這一策略。不過，他們會發現，只有與其它國家建立正確的聯盟并協調一致，美國才有希望影響中國的行為。

第二，那些主張更迭中國政權以促進民主事業發展的人和那些為了追求同樣目標而在中東發動戰爭的人一樣，他們都被誤導了。

在邁克·蓬佩奧擔任國務卿期間，他提議將這一目標當作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并試圖拉攏其它國家一起做。這當然是一個失敗的思路。美國人永遠不應該動搖他們的信仰，即莊嚴載入《獨立宣言》的所有人都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也屬于北京統治的14億人民，包括1350萬維吾爾人和650萬藏人。但為了應對事關美國生死的現實威脅，美國需要和現存的中國展開合作，而不是幻想與自己想要的中國合作。阻止出現軍事危機、應對氣候變化、遏制未來的疫情、防止核擴散、打擊恐怖主義、管控金融危機，要做到這些就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北京政權現在正管理著中國，并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這樣做。

拜登應該吸取的第三個教訓是，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這兩項政策一直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為了確保一個成功的未來，實施這兩項政策仍然至關重要。

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正忙于封閉美國時，中國卻再接再厲，成為了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現在大多數國家都熱烈歡迎美國重回正軌，但此時回歸的華盛頓，其全球GDP占比已相對縮小，并面對著一個從某些指標衡量，其經濟規模已經和自己一樣大的挑戰者。因此，美國將努力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全球競爭能夠帶來雙贏的結果，并確保自己能從中分得一杯羹。這是美國必做之事，沒人會說治國容易。

最后，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一代人在成功應對自己面臨的重大挑戰后，他們也就為后人創造出了一項新的更嚴峻挑戰。

實施對華接觸政策使美國在二十世紀那場最重要的斗爭中贏得了勝利。這也讓華盛頓陷入到了另一場長期競爭中，這次的對手是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所正確形容的“史上最強大對手”。縱觀歷史，這就是美國的命運：從獨立戰爭到冷戰，美國需要應對一個又一個愈加嚴峻的挑戰。

就在華盛頓與北京展開競爭的現在，我們有必要回憶一下基辛格在1976年演講中講過的一句話，那次演講是關于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上一次重大挑戰：“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做什么。我們也知道我們能夠做什么。現在只剩下去做了。”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美國《外交事務》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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