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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信心和預期，來自哪里？

王慧：有一個數據是中國70%的家庭財富在房地產領域，剩下的可能就在股票和基金，我國現在有2.2億股民、更多的基民。大家都很關心房地產市場的未來發展狀況，2024年有望回暖嗎？

張燕生：我記得前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某次會議上講了三句話，比較有代表性。第一句話是定性，房地產是支柱產業；第二句是，現在的房地產處于一個修復資產負債狀況的階段。第三句是，未來房地產業的機遇還是在于新型城鎮化重大工程。

剛才各位專家也都講到，屬于房地產行業的一個時代確確實實已經結束了。我總問深圳的同志們房價問題，我說這么貴的房子，你怎么留得住年輕人？怎么留得住創新？怎么留得住實體經濟？怎么可能有未來？

這里的問題是，為什么從2003年開始，中央年年講房地產調控，房價卻年年漲？我覺得實際上是有一些深層次原因的。比如央地的財稅關系問題，都亟需解決。

當前我們的期待是，能否通過目前經濟的恢復，讓房地產業在今年或明年實現止跌？后面的核心問題是，以縣域經濟為中心的城鎮化以及中小城市的城市更新，能不能形成一個新需求？4億新增的中等收入人群，包括農村人口向縣域轉移的進程，能不能形成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此外，在兼顧房地產商品屬性和保障屬性的方面，能不能出臺一些政策？

遲福林：我們現在更多地是從周期性來討論房地產問題，但其實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房地產的問題是不是結構性問題？比如，大家預測未來10年中國每年能有4.5%至5%的經濟增速，憑什么？就憑結構性潛能——我把它稱之為用潛能來分析。但是結構性矛盾怎么解決？核心問題是，對老百姓、投資者如民營資本而言，改革的信心和預期可能更重要。

張燕生：改革是一個方面，其實在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上，許多該說的事都說了，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怎么做。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講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怎么用一種市場化、法制化和國際化的方式來做。最近在長三角、珠三角有很多討論發現，這是一場非常非常大的新改革，就是政府的改革。

有幾個數據，民營企業占有的國家礦物資源不到30%、科技資源不到30%、金融資源不到40%，但是它創造的科技成果超過六成。從外貿數據來看，國有企業占出口的比重是7.9%，外資是31%左右，民企占接近六成。進口方面，國有企業占的比重是27%，外企占35%左右，民企占37%。所以，國有企業是保障糧食安全、礦石安全、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的主角；民企是參與國際競爭和交換的主角，外資是我們的同盟軍。

遲福林：民企、國企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對的，在制度安排上，通過制度性開放，能不能從法律制度來確定它們的地位，這是一些基本層面的問題。所以，從民營資本的角度來說，大家最主要還是著眼于對未來改革的預期。

張燕生：今年世界銀行將會發布一份采用新評估方法的營商環境報告，這份報告中的一條評估標準是，國資、民資、外資在營商環境中是否被一視同仁地對待。

張軍：我覺得從長期來看，國資、民資、外資之間的邊界可能是相對有彈性的，有需要的時候會調整。在某些階段，它可能維持10到20年不變，但面對長期層面的各種不確定性和挑戰，其實沒有必要通過畫一條線將其框定，這也是不太可能的。我想其他國家同樣如此。至于資本的比例占多少倒不是特別重要，就算我只擁有10%的股份，但是我可以控股，其實是一樣的。

關鍵問題是剛才燕生提到的營商環境，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沒有一家資本可以承諾說，我在你這里待10年、20年。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能掙到錢，這跟營商環境有關；就算國資在某個領域占了很大比重也沒關系，但是他需要信賴這個營商環境。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給出的承諾要可置信，能夠兌現，這比國資占多大的比例更重要。

王慧：我注意到這段時間中國吸引外資的增速在放緩，背后是什么原因？如何真正強化外資投資中國的信心？

姚景源：這個情況比較復雜，但我還是回到燕生和張軍同志剛才講的如何進一步完善營商環境的問題。營商環境問題最核心的就是負面清單。

之前我們去德國漢堡自貿區調研，那里的負面清單就4項，有4件事情不能干，得找政府：武器制造、鈔票印刷、毒品生產和藥品生產。他們那里對藥品管得很嚴格，其它事情都可以干。

我估計在座各位到現在也不能把我們的負面清單給復述出來，上面還是好幾十條。但人家就4條，我說一遍誰都能記住。

張軍：這4條等于是0。

海南自貿港重點園區——洋浦經濟開發區所在的環新英灣地區（無人機照片，2023年2月26日攝）。資料圖/新華社 蒲曉旭 攝

遲福林：咱們的負面清單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商務部剛剛出臺的自貿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包括68項，海南省原來是70項。其它國家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里面，列得最多的是日本，共41項，最少的是新西蘭，只有4項。

海南省的70項規定里面，比如有一項是外資獨資大學的老師必須具有本科學歷，沒有本科學歷的老師能吸引到學生嗎？所以我們就建議搞30項，而且很具體，我在博鰲論壇上就提出來了。

張燕生：這里還涉及一個關鍵問題，一個是準入，開不開放？還有一個是準營，大門打開后小門開不開？開小門比開大門更難，它涉及到整個行業的資質、標準和行業管理問題。其實這不只是一個開放的問題，而是一個改革的問題。

遲福林：所以制度性開放和制度性變革兩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李迅雷：我曾經參與過自貿區的相關立法工作，當時遇到的壓力之一是很多東西都要向北京請示，因為每個中央的部委有相關的事權，負面清單其實還涉及到具體部門的權利得失，這也是一個矛盾之處。

張軍：現在即便有了負面清單，在執行的時候不去跟政府部門打交道，就可以做嗎？也不可能的。

當然，現在很多媒體都在關注外資對中國缺乏興趣，或者因為其它方面的原因退出中國市場，但還有一部分情況是，人家想進卻進不來，我們還有很多領域沒有開放。對很多外國投資者、跨國公司來說，現在要進到中國市場很難，中國企業走出去則相對容易，即便現在遇到歐美國家的一些管制。總體來說，我個人覺得外資進入中國市場要比中資進入外國市場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