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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并不是轉型的結束，而是開始。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在慶祝伊朗歷新年的全國電視講話中指出，美國為首的西方只是在紙面上解除了對伊朗的制裁。伊朗仍然無法得到來自西方金融機構的全面服務，而這正是該國恢復與西方國家的貿易時所必需的。因此，他指責美國不守承諾，出爾反爾。

哈梅內伊認為，美國并未就此改變三十多年來所一貫秉持的對伊朗的敵視態度。事實上，美國方面仍以“反恐”和“人權”為由限制與伊朗的貿易往來，而且針對該國的武器禁運也依舊有效。同時，伊朗“革命衛隊”旗下的企業則繼續受到制裁。

這就是現實。解除制裁和關系正常化，對美國來說，無非是“硬手段”換成了“軟手段”，“以壓促變”換成了“和平演變”。而最終的目標——讓所有反美國家都改變顏色——卻決不會改變。

2016年的古巴和伊朗，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同一條戰線上，與美國的新一輪博弈，就此開始。

中國的啟示

但其實，它們并不是這條轉型之路上的先行者，二戰之后進入了這個轉型模式并取得了成功的唯一國家，正是中國。

回顧當時的歷史：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讓中國成為了美蘇中“大三角”中舉足輕重的一極。雖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仍然堅持著反帝反資的紅色意識形態，但實行現實主義政策的尼克松政府，仍然采取了一個大膽的步驟：為了共同反蘇，主動推動了中美建交。

與今天的古巴和伊朗一樣，走出第一步并不難，當時還處在“文革”時期的中國，也是在不改變自身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條件下，先行實現了與美國的關系正常化。

但真正的“深水區”和“風浪區”還在后面。與今天的古巴和伊朗一樣，1978年的中國開始改革開放，1979年鄧小平訪美，中美關系迅速升溫。雖然政治自主性暫時還保存完整，但隨著歐風美雨借開放之門呼嘯而入，傳統的意識形態領域立刻陷入了危機。

美國的戰略一如既往：對于任何一個曾經的反美國家，只要有機會，一定對其進行和平演變，改變其國家顏色，盡可能重新扶持親美政治勢力上臺。

從1979到1989這十年里，中國在忙著自己的改革，美國也在忙著中國的演變，在很多時候，這兩者幾乎無法拆開。例如，是否允許私營企業發展？是否允許雇工？雇工人數可以達到多少？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這是在公有制條件下的新經濟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問題；但在美國的演變政策中，這是為美國的價值觀培育社會基礎的問題。在這個方面，兩者的方向完全一致。

更敏感的是在思想政治領域。中國發起解放思想運動，鼓勵破除迷信，提倡實事求是。對于中國，這是擺脫極左意識形態的束縛、激發改革開放活力的問題；但對于美國，這正是讓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大舉進入的良機。在這個方面，兩者也完全一致。

不用說，如果一直照這個節奏進行下去，不出十年，美國的和平演變目標必定實現！

很像是一艘航船在風浪中航行：當航船向一個方向轉舵，如果此時又遭受到來自向同一個方向猛刮的狂風，就是最容易發生傾覆的時刻。而一個偉大的舵手就是這樣一個人：既要讓船順利轉過這個彎，決不改變航線，同時又要抵抗住狂風巨浪的毀滅性影響，決不讓船翻掉。

天佑中國，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正是這樣一個偉大舵手。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思想政治。一邊是“三個有利于”，能放開的都放開，一邊是“四項基本原則”，能守住的全守住。回顧當年那段歷史，不可謂不驚心動魄。1989年的春夏之交，當一座“民主女神”塑像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起來的時候，華盛頓特區的一些人恐怕已經提前打開香檳酒瓶了，因為劇情發展甚至已經超出了初定腳本，巨人般的紅色中國將在半真半假的“美中蜜月”中倏然變色！

歷史見證，美國沒能夢想成真，中國還是紅色巨人。1989年7月2日，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作為特使秘密訪華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和助理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在會見中鄧小平說：“我需明確告訴閣下，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的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么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承受，決不會讓步。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領導人不會輕率采取和發表處理兩國關系的行動和言論，現在不會，今后也不會，但在捍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方面也決不含糊。”

到這個時候，美國總算明白了，劇本根本不在他們手里。中國這艘航船，不僅依然堅定地破浪前行，而且不懼任何風暴！

斬斷了美國和西方外部干涉的黑手之后，國內的爭論即回歸正常，此后又有關于“姓資姓社？”、“私營企業主能否入黨？”、“私營企業家第一桶金是否原罪？”等一系列理論交鋒，但大局已定，不再有翻船的危險。1992 年1月至2月鄧小平視察南方，期間發表重要講話，號召放開步子大膽闖。1993年，私營企業超過1988年的水平，達23.7萬家。1994年，增至43.2萬家。私營企業的注冊資金，從1992年到1995年，增漲了約20倍，達到2400多億元。

中國經濟持續最長時間的一波超高速增長，即從那時開始。“八五”期間GDP平均增長率為12%，“九五”期間為8.3%，“十五”期間為7.6%，從2003年到2007年，連續5年超過10%.

意識形態方面也空前開放。1997年黨的文件重申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并進一步提出：“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這種開放程度，已然超出了外界最大的期望。

為什么在頂住了西方的壓力之后，反而可以更加開放？甚至比西方最初期望的還要開放？這背后的核心支柱，就叫政治自主性。

1956年12月毛澤東曾說過，只要中國社會需要，“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也是體現了國家的地位足夠鞏固、國家的主權足夠強大、國家的政治足夠穩定之后的政治自主性。在當時說這番話時，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心中明白，1956年之后的中國，因為已經有了政治自主性，即便實行資本主義，也不會變天，不會發生資本凌駕權力、經濟決定政治、外國控制內政的情況。

這就是中國對于古巴和伊朗最大的啟示。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局限于與美國實現關系正常化，而是主動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了。這本身就是成功完成了轉型的重要標志。

站在中國的1978，可以清楚地前瞻古巴和伊朗未來的轉型之路。其中的歷史經驗，重大而且深刻。而來到了2016年的古巴和伊朗，正可以與中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