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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則《啥是佩奇》的電影宣傳片刷遍全網，農村大爺的硬核佩奇戳中了中國人心中最柔軟的親情。有人從代際隔閡的角度解讀短片，看到了祖輩對下一輩略顯笨拙卻又無私的愛意；也有人從城鄉差距的角度，認為宣傳片中有藝術夸大的成分，現實中的中國農村早已不是如此封閉落后。

“讀懂中國，從讀懂中國農村開始”，面對越來越拉大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今天的社會學工作者該如何研究中國農村，還原中國農村的本來面目？中國村莊能不能產生中國社會科學？本文為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桂華在第十六屆開放時代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或許有助于我們思考這些問題。】

桂華：

過去曾有人批評毛主席，說山溝里不能出馬克思主義，而我要講的內容是村莊里能不能產生中國社會科學。

我們團隊做得比較多的是經驗調研，尤其是駐村調研，過去十多年做了100多個縣差不多1000個村莊的調查，有5萬個工作日的駐村調研時間。有的朋友稱贊我們調研比較多，還有的朋友說這樣的調研雖然多，但是沒有理論關懷，比較粗淺，都是經驗主義，這樣的調研多卻不一定有意義。因此，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方法論問題是從這些具體的調研，或者具體的村莊，怎么走向社會科學研究，并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發展。

本屆論壇的主題是“中國話語”，在我們的研究里，可理解為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問題。村莊非常小，中國社會非常大，中國社會科學也非常大，從村莊調研邁向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要解決“以小為大”的問題。一個村莊不能代表中國，這是必然的，所以我們調查了1000個村莊。但是一千個村莊和全國數十萬個行政村比，也是非常少的。站在整體中國的角度，有人因此質疑說，一千個村莊與一個村莊是一樣的，都代表不了整體。我們社會學界的研究常常會討論個案研究有沒有意義，個案能不能實現對整體的理解。

面對村莊個案研究不能代表整個中國農村情況的質疑，一些將自己定位為質性研究的學者常常駁斥說，個案研究的意義本身就不是要來認識整體，只有在定量研究中才存在個案的推論性問題，質性研究追求案例的“典型性”。這樣的駁斥，是將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區別開，認為兩種研究遵循著不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這種方法論上的區分，引發了社會科學界關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長期分歧與爭論，甚至形成了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兩派陣營的分立。

我不認同這樣的辯駁。我的理解是我們不是追求定量研究的代表性問題，與質性研究所追求的個案典型性也不一樣，我們追求的說法是飽和經驗。社會學研究中最典型的個案就是費孝通先生研究過的“江村”（開弦弓村），我們社會學界學者差不多都要到那里去走訪一番。從我們看來，開弦弓村既典型也不典型。說它是典型，是由于長三角地區大部分村莊的經濟社會文化形態與“開弦弓村”相似，調查這個村莊，可基本理解長三角的農村大體狀況。說它不典型，是因為長三角地區類似“開弦弓村”這樣的村莊很多，隨便一個村莊，都可以作為研究這個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狀況的對象。開弦弓村自身并不深刻，研究對象的深刻意義來自于研究者本身的深刻思考。駐村調研不是做朝圣的，也不是為了向前輩致敬。我們搞駐村調研，從來不刻意地去選村莊，不像一些學者，偶然看到村莊里面有一些人和事，跟他的理論設想很符合，就把這個村莊長期跟蹤下去。我們雖然做駐村調研，卻不注重某一個具體的村莊，就跟我們所采用的“飽和經驗法”有關。

“飽和經驗法”是賀雪峰老師提出的。什么意思？社會科學研究通常采用兩種認識方法，一是歸納法，一是演繹的方法。琢磨來琢磨去，我們所說的飽和經驗法，既不是歸納，也不是演繹。飽和經驗法是長期浸泡在村莊里，時間久了，自然形成經驗質感，是在厚重經驗的基礎上，獲得超越材料和現象的一般性認識。

駐村研究是從具體的村莊，以及村莊中具體的人和事開始，但是駐村調研的目的不僅僅是收集村莊中具體人和具體事的材料，而是要在親身參與中獲得經驗質感。有沒有經驗的質感很重要，不具備經驗質感，數據資料獲得再多也沒有意義，因為材料本身不會說話。我們反對把駐村調研搞成一個體力活。駐村調研的目的不是把資料搞得多么健全，數據搜集的多么完整，而是在一定量的調查基礎上，形成對事物比較豐富的認識，然后靈機一動，找到認識事物的視角和角度，提出某些概念和命題。從具體的事物和現象開始的飽和經驗法，偏向歸納，但不純粹是歸納的方法。運用飽和經驗法來調研和獲得經驗質感，從一個村莊到一千個村莊，不是數量的簡單增加，而是通過豐富的調研以后，形成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質感，有了這個質感以后，再去看第1001個村莊，就是建立在前面1000個村莊形成的經驗質感基礎上。

大學生到農村調研

帶學生下鄉調研，第一次下鄉的同學常常會“一驚一乍”，看到事物很新鮮，一下子“乍”到馬克思和韋伯那里去，這是沒有質感的表現。這樣的認識還是停留在現象層面上的，對農村經驗理解不夠深刻。從偶然現象一下子就回到抽象理論中，跳躍得太厲害，我們做村莊調研要解決這個問題，既要深入經驗現象，又要超越這些現象，同時還不能脫離現象太遠，努力在具體現象之間建立整體性認識。社會科學要獲得經驗性認識，經驗性認識和純粹理論不一樣，純粹理論是從邏輯和概念出發，而經驗性認識是對現實的具體抽象，首先是具體的，從經驗現象開始，同時要超越現象，這中間經歷一個腦力勞動過程，通過這個腦力加工實現認識上的驚險一躍。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根本目的是認識中國，認識中國要通過經驗性認識的積累來實現。

這些年，在駐村調研過程中，我們提出一些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一些朋友說，你們寫文章或者談事情，怎么從來不戴帽子，是不是反理論，是不是樸素的經驗主義？還有人認為我們把調研搞成了追求研究的“政治正確”。這些算是誤解，我們不反理論。

怎么處理調查與理論的關系？剛才賀照田老師說“從社會出發的知識”，這個說法非常恰當。從社會出發的知識首先要到社會中去，這是認識社會的起點，也是我們為什么選擇村莊調查作為研究的起點。村莊代表的一類完整經驗，實際回到社會還可以到城市里面去。田野無處不在，到學校、醫院、監獄去調研，效果是一樣的，都是從社會出發來認識中國社會。

為什么發展中國社會科學要這么做？我的看法是建立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必須要經歷一個“古典研究階段”。社會學本身有它的古典階段，馬克思、涂爾干、韋伯等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古典社會學的價值在于，將社會學與哲學倫理學等區別開來，構建了獨屬社會學的方法、概念和視角。自殺和犯罪這類現象在涂爾干之前屬于倫理道德現象，涂爾干提出了“社會事實”概念，認為自殺和犯罪是正常存在的社會現象。自殺和犯罪具有道德內涵，涂爾干不是從道德倫理層面批判，而是分析自殺、犯罪的發生規律和變化趨勢，將道德現象變成科學分析對象。韋伯提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中立”準則，也具有類似的意義。經歷古典階段之后，社會現象變成了客觀的“社會事實”，社會學變成了具備科學性和方法論基礎的獨立學科。

《啥是佩奇》里的中國農村，也是很多人曾經熟悉的中國農村

在研究“社會事實”和秉持“價值中立”這些基本方法論的層上面，中國社會科學與西方社會科學是一致的。中國社會科學沒有必要建立一套與西方社會科學對立的學科體系和方法論體系。中國社會科學要科學化，就離不開對西方社會科學分析方法的吸收，在這意義上，建立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不反西方理論。要解決早熟、過早理論化和研究問題細碎化等問題，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必須經歷“古典階段”。這既不是要回到馬克思、涂爾干、韋伯等之前，另外建立一套區別于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體系，也不是在具體結論層面上套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而是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現實。中國社會科學的古典階段，應當具有強烈的經驗研究色彩，要實現中國社會實踐全面廣泛而深刻的分析，“呼嘯著走向田野”，在大刀闊斧的經驗研究中，提出自己的命題，回答自己的問題，抽象出自己的概念體系和理論性認識。中國社會科學不可能在反西方理論中進步，我們的農村研究當然也不反理論。

在建立中國社會科學大廈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應該做的是打開一扇扇認識世界的窗戶，而不是做裝修工。我們每個人都打開自己的窗戶，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認識現實社會，就是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添磚加瓦。社會科學沒有終極真理，衡量社會科學研究好壞的標準，不是認識有多么全面、多么精確，而是認識是否深刻，是否有啟發。膚淺的正確，不如深刻的誤解，因為深刻的誤解一轉身可能就獲得了深刻的認識。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從事農村研究，從來就不是想終結對農村的認識，而是想從我們的角度描述出一幅農村圖景，提供建立認識農村社會現象的解釋性概念。這些圖景和概念，一定是偏頗的、片面的。無數的偏頗和片面認識，才能匯集成整體和全面認識。中國社會科學也是如此。當前階段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應當鼓勵很多人提出偏頗和片面的認識，允許各種不同的“一家之言”，大力發展中層理論，警惕“大一統”。

最后總結一下。我們所從事的村莊研究不是個案研究，是飽和經驗研究，我們調查這個村莊，既關心這個村莊是什么，又不特別關心這個村莊是什么；我們既特別關心細節，也特別不關心細節；我們既特別關心材料，也特別不關心材料。我們反復廣泛調研的目的是在村莊里形成質感。我們選擇村莊調研，可能是一種比較偷懶的辦法，因為農村調研比城市容易進入，花錢也比較少，找人也容易。選擇村莊調研，不是止于村莊，我們正逐步將研究農村的方法運用于其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