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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美國一直持續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并且還在不斷構筑這道新的“鐵幕”，包括今年1月，美國、日本和荷蘭達成協議，將限制芯片制造設備出口中國。

作為一個日常生活在歐洲的德國人，我打算圍繞兩個問題，談談我對這事的看法：一個分裂的歐洲是如何被美國拉來執行其新“遏制”中國的政策的？荷蘭、德國和歐洲現在和將來會對此問題持何種態度？

·歐洲何以至此

為了判斷歐洲人現在和以后會對此問題持何態度，我們需要快速回顧一下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步田地的。

在歐洲極受歡迎的奧巴馬政府此前已悄然認定，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施行的“以貿易促變革”政策失敗了，認為自尼克松時代開始的中美經貿關系并沒有帶來一個所謂“民主的中國”。

外界以為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會有新的追求，比如想要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政治影響力。這種想法合乎邏輯，但更合乎邏輯的是，那些擺脫貧困并在史上最長最快速經濟增長期中成長為中產階級的人口會認為，他們的政府和體制在做著很多正確的事情，你不應該想著“在它運轉良好的情況下修理它”。

不過歐洲，特別是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德國，并沒有放棄“以貿易促變革”政策，至少他們是這么說的，因為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想損害自己的好買賣。因此，我懷疑他們想要中國開放的主要動機是獲取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新市場；而自由和民主，如果往壞里想，只是一個借口，充其量只是貿易帶來的較好副產品。

當我們指責中國的“血汗工廠”和環境污染問題時，我們從這種狀況中受益，獲得廉價商品，與此同時，中國人在歷史性地崛起，并且中國工業發展的方式與歐洲歷史上的經歷沒什么不同。

但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外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崛起實際上已經開始嚴重地威脅美國和西方的霸權——經濟實力永遠是軍事實力的基礎。不像歐洲已沒什么可失去的，美國擔心失去自己的霸權地位，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

從美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肯定是威脅。如果一個國家的GDP增長靠金融服務業或商品倒賣，而另一個國家的GDP增長靠實際生產，那GDP的含金量會一樣嗎？如果這種制造能力在戰時轉化為軍工生產會怎樣？美國就是靠這種生產能力贏得了兩次世界大戰，從而迎來了它現在正試圖維護下去的“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

在我看來，尼克松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游戲，中國通過加入世貿組織等方式回應了這一邀請，而中國在這“游戲”里玩得太好太成功了。現在，西方收益最大化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在越來越多的行業中趕上西方，甚至超過了西方。比如“中國制造2025”計劃，讓許多人大開眼界，也目睹了中國的蒸蒸日上。

在特朗普發起“貿易戰”時，不僅中國擔心，與美國也有貿易順差的歐洲同樣擔心，所以貿易戰自然不受歡迎。

大多數歐洲人都非常高興拜登贏得了2020年總統選舉。這背后的邏輯不僅僅是隨便選上什么人都比特朗普更好（當然，大體上也確是如此）。歐洲人更關注環境保護、貧富差距、種族關系、特朗普對法治甚至民主本身的多重威脅等問題。他們受到了輿論的影響，也親眼看到了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有多么危險，比如他退出了伊朗核協議。我得承認，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但我也知道，“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假設在歷史上失敗過無數次。現在，肯定仍是少數歐洲人——但這種人也越來越多——認識到歐洲和美國老大（現在已重回“民主軌道”）在聯盟問題上有矛盾。

特朗普發出的最重要信息“美國優先”或“讓美國再次偉大”，也可以理解為“讓我們停止扮演世界警察，不要再介入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等所謂的‘永久戰爭’”。我認識的許多美國選民和中國人正是這樣理解的，這也是歐洲人相當贊同他的地方。而在拜登任內，烏克蘭戰爭升級了，這可能不是巧合。雖然德國大多數人支持烏克蘭，但在談到美國的領導作用時，德國人的分歧就很大。

因為烏克蘭戰爭，也因為拜登政府的做法更巧妙，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貿易和技術層面被外界忽視了，但在關鍵領域，拜登的做法實際比特朗普更極端。

對中國的警惕和擔憂，拜登并不比特朗普少（資料圖/彭博社）

美國的政策正在迅速變化，它盡其所能地將所有盟友綁定在一起，無論是歐洲、日本、韓國、英國還是其它英聯邦國家。

在特朗普任內，貿易戰主要集中在減少貿易逆差上，這是一個國家榮譽問題，也是為了增加美國的就業崗位。當貿易戰不起作用時（因為美國真正需要的是提升競爭力），美國就有了脫鉤和恢復制造業的想法，而不是動用武力。

這意味著自由貿易正逐漸走向終結。而美國經常提到的國家安全問題，越來越像是美國想單方面地改變“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免徹底輸掉這場競賽。當然，各國一直在確保本國保有國防工業，關鍵基礎設施正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看看烏克蘭就知道了。但是，在TikTok上跳舞的孩子真的是致命威脅嗎？或者說那些失寵的社交網絡會是更大的威脅？

然而，最近中美緊張局勢升級卻帶有不同的特點。美國現在想盡可能地延緩中國的發展，本國不僅要保持某種優勢，而且要使這種優勢盡可能地擴大。

對于一個擔心失掉自己地位的霸主而言，有這種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在尼克松時代擔任美國國務卿的現實主義政治旗手亨利·基辛格，曾將政治家的角色定義為“有能力認清實力關系本質并能利用這種關系達到目的人”。

顯然，這與“基于規則”的關系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不相容。

因此，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那些被美國拖入美中芯片戰的歐洲國家抱有什么樣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