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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

據媒體報道，當地時間11月20日晚，德國財政部凍結了未來幾乎全部財政支出計劃。財政部國務秘書格拉茲（Werner Glatzer）在通知中稱，“對于聯邦財政來說，當務之急是審核預算總體形勢”。有德媒解釋，“只有當國庫確實缺錢時，政府才會使用這樣的文字”。

首先我要提醒一下本文讀者：如果您希望讀到一篇觀點明確的文章，而且希望文中能夠提供我本人的解決方案，那么我建議您不要繼續讀下去，本文并不符合您的預期。如果您很好奇德國到底是怎么突然搞出600億歐元財政窟窿的，而且您也很想了解面對這一問題，德國有哪些解決方案可供選擇，那么這篇文章是適合您閱讀的。當然，我也將分享我個人對此問題的一些看法。

簡而言之，德國所面臨的其實是美國經常面臨的一個問題，即美國人需要經常做的事情——提高債務上限，而且在提高債務上限之前，美國人總是要經過一番激烈的政治操縱，反對黨借此問題可暫時獲得對政府的攻擊彈藥。不過與美國不同，我們德國人還不習慣處理這個問題，而且在德國，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變得更加復雜一些。

德國聯邦議院（資料圖/新華社）

·600億歐元背后的黨爭

從1921年到1923年，德國曾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對此悲劇重演的恐懼已經深深刻在德國人的基因里。當時，一塊面包的價格高達數十億馬克，人們甚至用一捆捆毫無價值的紙幣當柴火燒。德國馬克一直是一種非常堅挺的貨幣，我們希望歐元也能成為這樣的貨幣。所謂的“馬斯特里赫特標準”是一套旨在保持歐元堅挺的規則，但這套規則事實上已經被許多國家打破，其中也包括德國自己。

本文所要討論的事情要從2009年說起。

當時，德國的債務與GDP之比首次超過60%（這是“馬斯特里赫特標準”所劃定的一條紅線），在第一屆默克爾內閣的大聯合政府下，人們達成了一個普遍共識，即必須限制未來政府的行為，不可使德國的債務增速快過經濟增速。在對德國憲法《基本法》的修改中，我們增加了所謂的“債務剎車”內容，以限制聯邦一級的結構性預算赤字，并限制政府的發債行為。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投票支持修憲的人超過了這個比例。這意味著，在德國不顧后果地印鈔已經沒有可能。

請注意，根據歐盟統計局今年10月份的數據，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末，歐盟各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數據如下：希臘為166.5%，意大利為142.4%，法國為111.9%，歐元區國家的平均水平為90.3%。美國的比例是128%，而中國為68%。

嚴格來說，德國所修改的憲法內容在歐元區已經是一項被各國廣泛接受的協議，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裁機制，包括法國、意大利等大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很隨意地違反了這項協議。我稍后會再次提到這個問題。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幾年里，新修改的憲法幫助德國把債務降到了GDP的59.5%。但是，“債務剎車”允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或經濟衰退期間越過發債紅線，為了支付應對新冠疫情所需資金，德國于2020年暫停執行“債務剎車”。

事實上，德國當時的發債數額太高了，甚至超過了實際的最終需求，就這樣超過的600億歐元沒有被花掉。我們的現任總理、曾在大聯合政府末期擔任財政部長的社會民主黨人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并沒有償還這筆未用完的債務，而是決定把這筆錢作為未來幾年的緩沖之用。

他在公眾面前把自己描繪成財政“黑字”的堅定捍衛者，也就是說他在制定年度預算時不會額外發行新債務。然而，由于新冠疫情救助資金被指定為“表外”，他可以保持自己的這種財政“黑字”捍衛者形象，并從未用完的那600億歐元中獲益。巧妙的話術，再加上容易上當受騙的社會大眾，使這一騙局成功得逞。

2021年大選后，朔爾茨所屬的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于2021年10月組成了一個新政府，即所謂的“交通燈”聯盟——因為交通燈代表了這幾個政黨的顏色。現在，自由民主黨人控制著財政部，并且自詡為“小政府和削減債務的最堅定支持者”，他們很高興地繼承了那筆慷慨的資金。

“交通燈”聯盟把抗擊新冠疫情時未用完的資金重新分配給一個旨在達成氣候保護目標的過渡基金，比如說，可以把這筆錢用于改造德國鐵路老化的設施，補貼熱泵代替天然氣供暖以及許多其他的項目。其中大部分是綠黨人士及其所擔任的經濟部長、環境部長的優先項目。

然而，在默克爾執政16年之后，基督教民主聯盟在2021年突然變成了反對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一下子翻了臉，對他們之前協助發債并同意把未用完的600億歐元作為未來幾年的緩沖之用的做法完全換了一副面孔，他們開始向聯邦憲法法院詢問那筆剩余資金的重新分配是否合法的問題。

2023年11月15日，聯邦憲法法院裁定這一舉動違憲。

在德國的法律體系中，法官是一個獨立的實體，除了正確解釋我們的憲法之外，不應把法律裁決對政治、經濟或其他領域的影響納入考慮。法官為自己的裁決找到了三項根據，每一項根據都意味著那筆資金的再利用是非法行為。

其中，“債務剎車”是基礎。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能暫停執行“債務剎車”，而新冠疫情符合這一標準。然而，當前把資金用于德國經濟生態轉型并不符合這一標準，它與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天災是不同的。2021年資金到位與2023年和2024年的預期使用之間的時間差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最后，上屆政府在2021財年結束時做出了這樣的決定，這也違反了關于制定下一年財政預算的相關規定。

此前，對德國法律的挑戰也會招致批評，比如歐元危機期間推出的救助計劃，但在受到批評后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蒙混過關。不過，這次卻有所不同。已經不可能有任何辦法對這一財政操縱行為采取補救措施，2023年和2024年的預算資金肯定會出現缺口。

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對現政府的一記沉重耳光。朔爾茨總理很難解釋清楚為什么他在2021年設計這一做法時沒有看到其中的問題。綠黨受到的影響可能比朔爾茨總理更大，因為他們從這筆錢中獲益最多。早在今年6月，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部長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就已經公開提出質疑：如果沒有這筆資金，政府是否還能夠獲勝？

德國總理朔爾茨（資料圖/新華社）

自由民主黨人的心態則有些復雜，因為雖然他們反對綠黨的許多項目，但同時他們也反對任何新的發債行為。讓我們明確如下一點：所有“影子會計”行為，無論是否符合憲法，無論被貼上“影子會計”這樣的標簽還是被委婉地稱為“獨立資產”，都是新的債務。

而在另一方面，其實財政部長林德納把這個游戲不只玩了一次。在繼承了數百億歐元的應對新冠疫情遺留資金之后，作為俄烏戰爭爆發后德國軍隊的一次性升級資金，他還跟隨朔爾茨總理創建了另一項1000億歐元的“單獨資金”（這是一筆新的債務）。此后不久，他甚至創造了另一個影子會計“獨立資產”，這次是2000億歐元，目的是為制定天然氣和電力價格上限提供資金，以應對不再購買俄天然氣之后天然氣價格的飆升。

基督教民主聯盟已經宣布他們也要追究采取此類“緊急措施”的合法性。其實，應對俄烏戰爭似乎更符合暫停執行“債務剎車”的情況，而不是在事情發生很久之后將未使用的新冠疫情應對資金重新劃撥給其他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