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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8日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不僅肯定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也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了中國發展的內在邏輯。

2011年清華大學成立100周年之際，寒竹老師就曾發表題為《百年中國，模式初成》的演講，提到中國模式有著自身內在歷史邏輯，這個內在邏輯由三個歷史階段有機組成：以民族解放戰爭和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互補的形式解決民生問題。今日重讀此文，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三大里程碑”。】

今天，大家坐在這里一起討論清華大學成立一百周年和中國模式。百年清華、百年中國。清華大學一百年的歷史可以說是百年中國的一個縮影。如何在強大的西方現代文明沖擊下自強不息，通過向西方學習而使五千年的文明不斷更新，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中國一百年來的主題。所以，在清華成立百年之際討論中國模式具有特別的意義。

201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正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速度正在震撼世界，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根據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全球語言監測”(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的媒體分析機構在2009年的報告，在報告公布時間的過去的十年里，中國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成為全球閱讀量最大的新聞，遠遠超過了伊拉克戰爭、9-11恐怖襲擊等熱門新聞。中國正在成為一個經濟巨人，這是一個比較有共識的客觀事實。但是，如何解讀中國的發展，則是眾說紛紜。這種理論落后于現實的現象說明，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全方位的創新，僅僅沿用現有理論體系，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都很難理解和詮釋中國的現實發展。如何科學地、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國社會的高速發展與轉型是中國學界未來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有關中國發展的討論中，中國模式又是一個聚焦的熱點，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如果有，中國模式到底所指為何？中國模式對世界究竟具不具備普遍意義？相當多的專家和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眾多的討論中，人們對中國模式的討論常常傾向于把西方模式作為一個基本參照物，大家的分歧也基本由此展開。

但是，筆者以為，把西方發展模式作為討論中國模式的參照物并不妥當。由于歷史條件的巨大差別，中國的發展與西方的發展經歷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是基于歷史發展的自然要求和全球擴張這兩個最重要的歷史條件和優勢，這兩個歷史條件和優勢把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先發國家與西方以外的后發國家區分開來。對于占全球80%人口以上的后發國家來說，西方國家發端于殖民地開拓的現代化模式是沒有條件模仿的。所以，談到發展模式，一定要做一個最基本的區分，這就是先發國家的發展模式和后發國家的發展模式。西方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踩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背上實現的，這種發展模式對于所有的后發國家來說，很難有借鑒意義。而后發國家的發展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擺脫西方發達國家踩在自己上的雙腳，在獲得自己獨立自主性的基礎上尋求發展。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走的道路。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國家，其現代化進程更是在世界列強的槍炮下被迫卷入的，所以僅用西方的歷史經驗根本無法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把中國看作一個被迫卷入現代化進程的后發國家，這是我們討論中國模式最基本的前提。

討論中國模式的另一個基本要求是遵循歷史主義的原則。中外學界的主流常把中國模式理解為一個當下的概念，傾向于把中國模式等同于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模式，所以常常把今天中國的現實發展作為中國模式的同義語而進行橫斷面的解剖。這種靜態分析有其合理之處。畢竟，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確為五千年未有之歷史巨變。對改革以來三十年發展進行精細的分析解剖不僅必須，而且重要。但是，從宏觀歷史看，近三十年的發展實為百年中國發展的一個結果，而不能涵蓋中國模式的整體。

本文要討論的是，中國作為一個被迫卷入現代化進程的后發國家，如何憑借自身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走向現代國家？中國社會經歷了什么樣的發展階段而使今天的中國模式初步成型？與此相關聯，中國在特殊的發展道路上形成的模式究竟有何特點？這些特點對世界究竟有無普遍意義？

（一）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

許多中外學者在談到中國模式的時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把中國模式看成是一個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一種發展模式。基于這么一種靜態的看法，難免會得出一種非歷史的結論：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既然今日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當初為何要扼殺民營企業和市場？但是，作為一個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傳統的國家，僅僅用靜態的方式是無法解釋其發展模式的。事實上，中國模式有著自身內在歷史邏輯，這個內在邏輯由三個歷史階段有機組成：這就是以民族解放戰爭和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互補的形式解決民生問題。這三個階段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有機統一的中國模式。

一，以民族解放戰爭和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前創立了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告別封建主義、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但是，盡管中國作為一個古老國家，有著從未中斷的漫長文明，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是很晚的事，一直到1949年才算真正確立。發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革命，并不僅僅是指國家政權的更替，并不僅僅是指國際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更不能僅僅理解為共產黨通過武裝斗爭建立了共產黨自己的政權。從宏觀歷史看，中國共產黨通過幾十年斗爭，完成的是中國由近代國家向現代國家的歷史過渡，完成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國大業。

中國的現代民族建國之路發端于辛亥革命前后，挫敗于民國初年，再次興起于五四運動和北伐戰爭，在抗日戰爭中達到民族建國的高潮。抗戰后，國共兩黨都試圖完成這個民族建國最后階段的任務：對外，擺脫所有世界列強對中國國家主權的欺壓和控制，對內，把國家政權的力量深入到全國所有的疆域和農村村落。在國共兩黨的角逐中，共產黨最后依靠平民大眾的力量完成了這個歷史性的建國大業。1949年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對外實現了獨立自主的主權，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中國無法實現的；對內，中央政府的政權一直深入到了所有的邊疆和農村村落，這是幾千年來中國政府無法實現的。毛澤東在1949年宣稱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在實質上就是宣告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

在中國的現代建國過程，中央集權制度居于核心位置。透視中國現代建國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過程的本質實際上是以重建中央集權制度的形式來實現現代建國。所以，中國的現代建國過程同時也是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權國家形式的過程。

中國知識界對中央集權制度一直存在很多誤區，一些人常常把中央集權制度等同于中央專制制度。實際上，這是對中央集權這個概念的誤解。中央集權主要是指一種國家結構形式，即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隸屬關系。這種被稱為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是相對于封建和聯邦這兩種制度而言。一個國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聯邦制度，大多屬于中央集權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集權和單一制基本上是同一個含義。所以中央集權跟自由與專制、民主與獨裁并無必然聯系。

幾乎所有現代民族國家，除了美國這個特例，在一開始都是通過中央集權形式建立起來的。在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資本主義的興起是一個三位一體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強大的中央政府是所有這些先發國家得以完成現代建國的關鍵。與歐洲和日本等國相比，中國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上走了很長時間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