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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按】

“知識分子”這個詞曾經在1980年代的中國深孚眾望。在當時舉國上下渴望民族現代化的氛圍之下，“尊重知識”與“尊重知識分子”變成了同義詞。《第二次握手》、《哥德巴赫猜想》等以科學家為主角的文學言說深入人心，以至于人們忽略了“知識”與“知識分子”兩個詞之間的巨大差異，也來不及分辨什么樣的知識分子才真正有助于國家進步、人民幸福。隨著現代化實踐的深入，專業分工的發展，“知識分子”這個詞已經無法承擔原有的指稱功能，但是其光環卻依然被四處濫用，發揮名不副實的效應。網絡上各種“公知”及其不負責任的言論已經引起越來越多人反感。但更嚴重也更隱蔽的問題在于：某些“學科”在獲取話語霸權之后，借專業之名，行意識形態之實。比如越來越遭詬病的“偽經濟學”，其實就是庸俗經濟學霸權發展的結果——把自身偽裝成可以解釋一切的真理，在各個領域都指點江山。

美國學者雷迅馬著《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一書就詳細梳理了肯尼迪時代，為了與社會主義陣營爭奪文化影響力，美國政界與“社會科學界”如何聯手調動人力、資金打造所謂現代化理論向外輸出，而極少考慮對象國家的實際情況。“經濟學家”在這當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西方話語霸權終于沒能壓制中國的實踐。在事實面前，頑固的西方經濟學只能越來越教條化，從而暴露其“偽”，并迫使真正有責任感的經濟學家主動站出來撇清關系。正因此，才有最近博鰲論壇上，多數經濟學家堅持談具體問題，反對少數人繼續高談主義的作風。這些現象的不斷出現，敦促我們應該早日從理論上厘清知識分子這個詞及其在現實中的意義。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寒竹從中西歷史對比的角度，提出嚴格區分公共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迫切性。在觀察者網拋磚引玉，希望引起進一步討論。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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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成長，社會對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要求越來越高，各種基于實驗和觀察的現代科學開始逐漸從基于直觀和思辨的哲學中獨立出來。隨著專業主義的發展，人類社會在近兩三百年中的知識成就超過了以往幾千年的總和。時至今日，以發表公共意見為主的傳統知識分子，已逐漸讓位于各個領域里的專家。繼承了啟蒙時代遺風的傳統公共知識分子雖然還在活動，但已逐漸趨于邊緣，這一點在英美等發達國家表現尤為明顯。而在中國，在知識分子這個大概念下，社會始終沒有把專家與公共知識分子區分開來，專業知識和公共意見常常被媒體混為一談，專業知識的事實正確常常被公共意見的政治正確所淹沒，結果造成民粹主義的泛濫。

轉型中的中國亟需樹立專業主義精神。為此，本文試圖就專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知識與意見的區別做一些探討，希望引起各界注意，以促成專業主義的共識。

知識分子的近代起源

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但知識分子在西方國家的形成，卻遠遠晚于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出現。在中世紀，西方文化人主要由教士構成，國王和教士共治社會是西方國家的普遍現象。文藝復興之后，人文主義浪潮在西方興起，隨著宗教改革和政教分離，西方各國進入現代化進程，涌現了大量的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教育家。工業革命以后，企業家、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律師和銀行家等各個行業的專家也大量出現。但是，一直到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并沒有知識分子這個概念。

從歷史上看，知識分子向上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歐洲，其淵源來自俄國和法國。1860年，俄國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這個概念，用以形容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當時的俄羅斯社會中，貴族和神職人員各占1%左右，除去城市中一些手工業者和專業人士，農奴在整個社會中占83%左右。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宣布解放農奴，但俄國的社會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改變。俄國的社會結構，決定了“知識分子”不是一個職業階層，而是先進的外國思想和俄國傳統的貴族文化相結合的思想群體，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這個群體中后來分化出不同的思想流派，如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等。其中一些知識分子后來轉變為職業革命家。

在法國，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是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性事件。1898年1月，法國著名作家左拉以《我控訴！》為題給法國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呼吁重審德雷福斯被誣案。這封公開信在《曙光》報上刊出，主編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來形容這封信。

從此以后，西方國家用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個詞來形容一些受過教育，但反抗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秩序的文化人。在法國，知識分子大都不在學術界活動，而是聚集在咖啡館里高談闊論。從詞源上看，在西方人的眼中，知識分子與專家學者顯然是有重要區別的。專家學者是專業人士，在本質上跟工程師、金融家、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一樣，都是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給社會提供服務。而知識分子則是指一些以天下為己任，長年在咖啡館或其他公共場所中高談闊論，指點江山，批判現實的文化人。

知識VS意見、專家VS知識分子

從知識分子的溯源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其實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二者基本上是同義語。與學者專家不同，知識分子不是一個職業概念，既不是傳統的讀書人或“有知識的人”，也不是具有專業知識的學者專家，而是一些公開批判社會現實的文化人。其批判手段并不是基于專業知識，而是基于“自由”、“公平”、“正義”、“人權”等價值觀念。所以，知識分子從其誕生開始，就具有批判性、公共性和價值取向，離開了公共意見，也就談不上知識分子。如果這兩個概念有差異，也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而專業人士則是職業概念，如教授、研究員、工程師、醫生、律師、會計師等職業。專業人士并不以繪制社會藍圖或針砭時弊為主要工作，更不去扮演輿論領袖的角色。專家學者的社會功能就是解決某個專業的具體問題，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于社會。

因此，跟中國社會的一般理解不同，在西方，知識分子給社會提供的不是專業知識，而是某種個人意見。所謂“意見”，就是指個人對社會現實或某一特定事件的價值主張或政治訴求。意見因人而異，并不具有像知識那樣的客觀普遍性。比如在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中，“歐洲派”呼吁全盤西化，“民粹派”倡導“回到民間”，都不是在陳述客觀事實，而是在表達各自的社會訴求和價值立場。同樣，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來形容左拉為自由和人權的辯護，更是在向全社會明確宣示一部分思想者的價值主張。

與知識分子不同，專家給社會提供的則是專業知識，這種專業知識具有客觀普遍性。與“意見”的主觀表述不同，知識的表述形式必須避免個人的主觀立場。一個人無論讀了多少書，如果不能給社會提供某種具有客觀普遍性的專業知識，就不能稱之為專家。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英美社會給各行業都設定了嚴格的專業執照制度。醫學院、法學院、工程學院、商學院畢業的學生都需要經過嚴格專業的資格執照考試才能獲得從業資格。在美國，即使是普通的木工、電工、管道工和理發師等職業，也都必須通過專業考試獲得政府執照才能執業。

當然，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并非相互隔絕的兩個領域。人類在很多領域的價值判斷都依賴于科學的事實判斷。良好教育和知識積累有利于形成更有說服力的價值判斷，這是成為知識分子的必要條件。但即便如此，這些也僅僅是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發表意見的前提因素，而非決定性因素，知識分子發出的意見主要還是取決于自身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傾向。在很多時候，教育和知識背景接近的人會有完全相反的意見，而知識分子的意見并不一定就比販夫走卒更高明。西方社會從古希臘起就強調知識與意見的區分，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換而言之，學者專家或有知識的人，或在書齋里埋頭學問的人，并不一定是公共知識分子。在西方，公共知識分子是活躍在咖啡館或沙龍里高談闊論的人；在今天中國，則是網絡媒體上的“意見領袖”或微博上的“大V”。這個群體很難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而持久的觀察和研究，喜歡泛泛而談，醉心于大而無當的宏觀理論，熱衷于用缺乏實證經驗的空洞概念來指點江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普遍特點。事實上，一些人正是因為沒有耐心和毅力研究學問才轉而成為社會的批判者，因為發表意見遠比埋頭研究更容易、更輕松，更不需要腳踏實地的學習和研究。

近代西方的專業化趨勢

從歷史發展看，公共知識分子的產生地俄國和法國，恰恰是歐洲動蕩不安的典型。俄國從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開始，社會一直處于緊張狀態，知識分子長期和政府對立，越來越熱衷于社會批判。究竟是俄國嚴酷的社會現實催生了具有強烈革命情緒的公共知識分子，還是具有強烈革命情緒的公共知識分子把俄國推向了革命的道路？這幾乎是一個歷史之謎。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在歐洲各國中，俄國的現代化進程最為艱難，代價也最大。

俄國被認為是歐洲最落后、專制的國家，而法國則是歐洲進步的先驅，歐洲大陸各國甚至英國的進步都在理念上受益于法國。但在現實中，法國的現代化進程卻極為曲折，革命、起義、街壘是巴黎的常見劇目。法國大革命以來，一個多世紀里出現了兩個帝國、五個共和國，還有穿插其間的復辟。公共知識分子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有一點可以肯定，要論對政治的影響，法國知識分子無疑領先于歐洲其他國家。

與俄法兩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美兩國。雖然英美兩國在經濟、政治等方面一直走在西方前列，但公共知識分子在這兩國從來都處于邊緣狀態，相反各個行業的學者專家的作用遠遠超過知識分子，其社會地位也更高。不可否認，從19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也曾扮演過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但這些作家首先是在自己的文學領域有所建樹才獲得發布公共意見的平臺，才得到社會的認可。從總體上看，英美兩國的進步得益于學者專家，而跟公共知識分子關系不大。

與歐洲大陸相比，英美兩國學者的職業道路是專業化而不是公共化。學術研究中的同行評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國。而美國在建國不久開始效法英國的專業評審制度。二次大戰以后，美國聯邦政府更通過立法，規定對一些申請聯邦經費的研究計劃或設備計劃，必須由同行專家進行評審。時至今日，同行評審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學術和科學制度已經深深地植根于英美兩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中。

英美國家的學術晉升制度對社會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這使得兩國社會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歐洲大陸社會。

第一，嚴格的學術晉升制度保證了專家的權威性。在美國，學者專家也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表意見，但是從來都只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發表意見，而很少對專業之外的事務泛泛而談。任何一個人，如果只是從非專業的角度對社會問題發表意見，比如經濟學家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就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同和信任。而學者為了維護自己在專業上的權威性，也很少越軌發表意見。

第二，缺乏專業背景的公共知識分子難以獲得公信力。由于專業化的觀念深入人心，社會公眾對非專業的泛泛而談并不認可。英美學者無法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領域里縱橫馳騁、信口開河。專業化大大壓縮了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活動空間，社會鼓動家、意見領袖在美國主流社會很難有立足之地。

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識分子》和《烏托邦之死》中指出了專業主義在美國的消極影響。在他看來，大學普及的時代來臨之后，公共知識分子被科學專家、大學教授所替代，后者僅僅為專業讀者寫作，隨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拉塞爾•雅各比沒有認識到，正是由于專業主義主導著美國的社會發展，美國才會有今天的學術進步和社會穩定。如果美國也形成跟俄國、法國類似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以美國在鍍金時代的腐敗和大蕭條時期的困難，再加上深刻的種族矛盾，社會早就分崩離析。把受過教育的人都變為各個行業的專家，由專家來腳踏實地地逐步解決社會問題，實為美國之大幸。

中國社會亟需專業主義精神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遠較西方國家悠久。秦漢以來，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西方近代以來的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傳統士大夫在社會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士大夫是國家統治集團的重要來源和補充，是國家的建設者。通常除了王朝建立初期的功臣集團外，在大多數時期，統治集團的成員主要是來自士大夫階層。另一方面，士大夫也可能是瓦解國家政權的異己力量，是現有制度的挑戰者。即使是偶然的小規模農民起義，一旦有官場失意的士大夫加入，就有可能形成星火燎原之勢乃至顛覆國家政權。由于傳統士大夫的這種雙重角色，從漢代以來的歷朝歷代統治者都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強化士大夫作為國家建設者的功能，防止失意士大夫成為國家政權的破壞者。因此，隋代開科舉，唐代設翰林，這種網羅天下讀書人的政治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

五四運動以后，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日盛，知識分子開始逐漸轉化為一種與腦力勞動相關的職業概念。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這兩個概念開始交替使用，以指稱憑借知識謀生的階層。中共在上世紀30年代的政治文件中開始明確地把知識分子界定為“腦力勞動者”，此后這個用法一直延續下來，直至今日，中國社會主流仍把知識分子等同于“腦力勞動者”。

把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者專家都歸在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中，以至于混淆了社會職能根本不同的兩個群體。由于中國社會一直使用知識分子這個含混的、缺乏明確界定的概念，執政黨長期以來在如何定位知識階層問題上搖擺不定，并且走了很多彎路。

從建國伊始，中國政府就模仿蘇聯的做法，給知識分子以較高的經濟待遇，因為國家的發展需要作為國家建設者的專家學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知識分子的待遇跟政府官員的經濟待遇相當甚至更高；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又時刻警惕知識分子成為體制的挑戰者。在改革開放前，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往往不受信任，高經濟待遇與低政治地位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當時的基本生存狀態。這一情形一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改觀，當時鄧小平把知識分子定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從政治上邊緣化整個知識階層并非治理國家的明智之舉，這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發展，難以發揮知識分子作為國家建設者的功能。但是，把知識階層定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只是從政治上改善知識分子地位的權宜之計，而離社會現實的距離太遠。無論從經濟地位還是從工作方式上看，被成為知識分子的腦力工作者跟工人都有根本性的差別，沒有一個教授會認為他跟工人同屬于一個社會群體，反之亦然。

更重要的是，這種權宜之計并沒有區分專家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這兩大群體，兩者在中國都被稱為知識分子。如前所述，公共知識分子是以發表公共意見為己任，他們的職責就是在公共領域中批評現實和宣揚自己的價值主張；而專家學者則是各個行業中的實干家。由于這種混淆，社會輿論也把原來有著根本區別的專家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混為一談。在網絡媒體上，人們往往不加區別地把專家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一鍋燴，許多公共知識分子缺乏專業知識支撐的主觀價值訴求常常會披著知識的外表誤導社會，而眾多埋頭專業研究的學者和專家常常會因公共知識分子鬧出的專業笑話而被殃及，“磚家”、“叫獸”這樣的概念不脛而走。

語言有約定俗成的慣性力量，由于中國人近百年來都把知識分子等同于受過高等教育的“腦力勞動者”，要求當前輿論立即把知識分子僅僅限定為發表公共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是如前所述，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很不準確的，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更是脫離社會現實。所以，當下的彌補之計是少用知識分子這個籠統的概念，盡可能使用學者、研究員、教師、醫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具體的職業名稱。隨著時間的發展，讓專家與公共知識分子這兩個概念逐漸分家。

在當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泛濫正危及專業主義的形成。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的專業主義水準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如果說美國學術界的專業化傾向可能已經太過了，那么中國學術界的專業化水準離現代社會的要求還差太遠。整個社會需要逐漸形成尊重知識、尊重專業的社會文化，專家學者的影響力要逐漸超過流于泛泛而談和空洞口號的公共知識分子。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抓住未來產業革命的機遇，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社會的漸進、平穩地發展和轉型。

本文曾刊發于2013年04期《社會觀察》，本文為作者修改版全文賜稿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