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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國大選從一開始就在不斷顛覆人們的判斷。11月10日的選舉結果讓幾乎所有特朗普的反對者跌破眼鏡。作為特朗普的反對者和批評者，歐美的知識精英，包括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直到現在還沒有從這個巨大的打擊下清醒過來。

但特朗普當選給世界帶來的顛覆還僅僅是開始。特朗普的當選讓以自由派為主體的知識精英備受打擊。在特朗普當選之初，一些人作了種種樂觀的判斷，推測特朗普當選是否是意味著美國勞工大眾當家作主的機會到了？特朗普是否會成為林肯第二？特朗普是否會走向孤立主義而在全球收縮美國軍事存在？也有人感嘆，特朗普是不是跟鄧小平神形兼似？會不會學鄧小平而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時間，特朗普入主白宮對中國利好的說法不脛而走。

美國對華戰略出現根本性逆轉

但很快，特朗普跟蔡英文通電話又把他在一部分中國人心中的想象再一次顛覆。人們開始懷疑，特朗普上臺后會不會在臺灣問題上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會不會在南海或東海對中國進行武裝威脅和挑釁？

緊接著，隨著資本市場對特朗普上臺后貨幣政策的預期，美聯儲開始加息，美元升值，中國的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雙雙下跌。中國政府的政策從鼓勵海外投資和海外收購迅速轉為嚴防資本外流，央行面臨保外儲和保衛本幣幣值的挑戰。很多人突然意識到，特朗普原來才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于是，中國應當如何對付特朗普對中國的挑戰與進攻，又成了許多人分析中美關系的主要著眼點。

很難說上述對特朗普當選后的一系列舉動的反應沒有合理的成分。政治本來就是瞬息萬變的過程，變是絕對的，不變的是相對的。但是，如果政治觀察僅僅是對當下現象的即時反應，那么在政治上就可能被對方牽著鼻子走，難逃被動的局面。中國古人講“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但是，要做到“預”，必須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有掌握了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才有可能對未來做出正確的判斷。

中國要有效對付來自美國的挑戰，首先是要對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執政團隊的世界觀、價值理念、政治主張和經濟主張、對當前美國政界的主流傾向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中國只有掌握了這些基本情況，才能對美國未來四年或未來八年的政治走向形成與事實相符的判斷，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對應措施。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學界和媒體界對特朗普的看法仍有許多以己度人的主觀想象，這些想象不消除，就很難對美國未來政策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所有的中國人都應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這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基本判斷正在發生從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根本性改變。中國事實上已經被美國視為最危險、最強大的挑戰對手，中美俄的大三角關系正在發生變化。朝未來看，穩住俄羅斯、遏制中國極有可能成為美國在大三角關系中采取的基本戰略。這可以說是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國際戰略的一個根本性轉折，中國應當及早做出政策上的對應。

中國在分析美國的對華政策時，除了要分析特朗普和他的核心團隊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之外，對共和黨目前的政治傾向也應當有所了解。2016年美國大選獲勝的不僅僅是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特朗普，而且也包括共和黨在參眾兩院保持的多數黨地位（參議院中共和黨是52席，民主黨是48席；眾議院共和黨是239席，民主黨192席。）共和黨同時主導白宮和國會說明了美國政治思潮的改變有相當的社會基礎。

美國共和黨在2016年7月18日通過的黨綱非常有進攻性。黨綱中提到中國的地方有21處，而且語言極具挑釁性，首次將美國在里根時代對臺灣許諾的“六項保證”列入共和黨黨綱。但是，這份被稱為美國有史以來最保守的黨綱最值得關注的地方不是在某個具體地方對中國的攻擊，而是公開表明共和黨人對中國的判斷跟四年以前或八年前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是我們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關鍵性前提。

特朗普將重塑俄美中大三角關系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由于美國國內左翼校園運動和街頭運動風起云涌，種族間暴力沖突加劇，而對外則陷入越戰泥潭。同一時期，蘇聯于1968年用坦克鎮壓了“布拉格之春”，在全球形成一種強勢姿態。美蘇之間這種力量此消彼長的態勢使得中國在國際戰略博弈中居于有利地位。而中蘇邊境在1969年發生的武裝沖突之后，美國開始對冷戰后的對華戰略進行反省，聯合中國以對付日益強大的蘇聯逐漸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部分。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蘇美三國之間的大三角關系基本形成，在這個大三角關系中，中美關系要好過中蘇關系和美蘇關系。

在過去四十多年的時間里，有兩個大的事件曾經對中美關系產生了重大沖擊，一個是1989年中國出現的政治風波，另一個是蘇東國家的政權更替，這兩個事件曾一度動搖美國原來攜手中國的戰略構想。不過，這兩個事件帶來的沖擊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現實中的美國對華戰略。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迅速走上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社會改革，美國把中國的改革視為向西方靠攏的社會轉型；另一方面，蘇聯瓦解后，俄羅斯國力嚴重下降，美國一霸獨大。鑒于這兩個基本事實，美國并未把中國當做最主要的敵人。

但現在中國的實力與全球政治格局跟過去有了相當大的不同，這次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有可能會改變原有的中美俄三國之間的大三角關系。

由于中國極有可能在未來十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明顯感覺到有能力挑戰自己的是中國而非俄羅斯。而從目前美國共和黨及特朗普執政團隊表露出來的基本立場看，他們基本否定了過去三十幾年對中國的基本判斷，即中國根本不可能通過經濟和政治改革跟西方社會接軌。他們已經感覺到，中國越是發展，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心和回歸中華文化的傳統熱情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弱，而這是美國的戰略家們難以接受的。

如果這種看法最終成為美國對華的戰略思路，中俄美三國之間原有的大三角關系將會發生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根本性改變，美國極有可能會制定出穩住俄羅斯，遏制中國的新戰略。

從目前特朗普對俄羅斯擺出的過分友好姿態看，美國在戰略上對俄羅斯是有所需求，這個需求就是要求俄羅斯將來在美國與中國發生沖突時作壁上觀。美國很清楚，以普京的政治智慧，俄羅斯絕不可能跟美國聯手對付中國。俄羅斯出于自身的國家利益，不僅不會跟隨美國一道跟中國發生沖突，而且俄羅斯跟中國之間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也不會輕易改變，美國對這點很清楚。

美國對俄羅斯的需求僅在于，當中美在臺海、東海或南海發生沖突時，俄羅斯最多在言辭上發表支持中國的言論，但在現實中保持袖手旁觀而不介入，這樣美國就可以聯合它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共同對付中國。

1月4日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刊登了一篇華盛頓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前里根總統特別助理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這篇文章公開建議特朗普上臺后改善美國與俄國的關系，阻止中國和俄國站在同一陣線對付美國。另外，據俄羅斯自由媒體網站報道，一直與中國友好的基辛格也對特朗普提出了聯合俄羅斯以平衡中國的建議。基辛格認為，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美國修復對俄關系是正確之舉，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當然，這只是美國部分戰略家的一廂情愿，畢竟美國社會傳統對俄羅斯反感和不信任的情緒是強大的，在現實中美俄關系究竟能夠走到何種地步，中美俄三國之間的大三角關系究竟如何，還需繼續觀察。但無論未來怎樣發展，美國的對華基本判斷和中美俄三國之間大三角關系的改變幾乎是沒有疑義的。

如筆者在前文的分析，特朗普上臺后，作為原教旨資本主義的信徒，他和他的團隊在意識形態上，要比職業政治家組成的前幾屆美國政府更加狂熱，在政策上更加具有挑釁性。前幾屆美國政府從美國在全球利益的角度考慮，主要政策是用“接觸加遏制”的政策，壓迫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而特朗普政府信奉原教旨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政府主導型的出口貿易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推出更加單邊主義，更加進攻性的政策。這種進攻性政策除了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外，將更多體現在經濟領域。

從現實的情況看，特朗普執政后并不太可能在南海或臺灣海峽主動冒險對中國發起武裝攻擊，但對臺灣地區現狀一旦發生改變時的反應強度將會非常強烈，美國甚至可能會用武力來介入中國統一臺灣的行動。這給中國何時、用何種方式統一臺灣增添了更多復雜的因素。

展望未來幾年，美國對中國的進攻和挑釁可能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特朗普上臺后，可能提出更多針對中國的貿易戰，配合一些極端反華勢力通過打擊中國經濟來瓦解中國政權的企圖。在惡化中國對外貿易環境后，特朗普還可能配合金融投機集團，對中國發動金融戰。因此，在未來幾年，人民幣國際化遭遇的風險會更大，人民幣的匯率與外匯儲備將會持續受到挑戰。

綜上所述，雖然現在離特朗普宣誓就職還有一些時間，但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基本理念和政治傾向已經暴露無遺。中國方面能否客觀冷靜地對美國當下的現實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如何對美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和中美關系作出準確的判斷，這事關中國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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