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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精準扶貧，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方式，完善社會主義的第二次分配就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戰略意義，勞動者收入的提高與市場規模的擴大、與社會生產能力的增長，形成了一個正相關的邏輯鏈條和良性循環。

朝未來看，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既是第一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同時也是開啟第二個一百年，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基礎。

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于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現代化強國具有基礎性的戰略意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實現民族復興，除了保證經濟持續發展之外，建立起更為合理，向勞動者、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分配制度至關重要。

目前，中國的脫貧工作是通過行政手段把各地區的脫貧責任落實到縣、鄉、村的各級干部，把脫貧的具體工作精準到戶、到人。按照目前這種工作進展，消滅絕對貧困應當是有把握的。但是，消滅絕對貧困能不能持續？能不能防止部分人重返貧困？顯而易見，政府除了在行政上采取各種措施外，更需要制度性的建設，這就是在分配制度上有效地防止收入的兩極分化。

要從根本上消滅絕對貧困需要對社會的分配方式進行改革，首先是要讓勞動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獲得應有的合理收入，也就是說，讓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在多種分配方式中真正占據主導地位。第二，要防止社會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中國還需要改革現有的稅收制度，完善社會通過第二次分配調節社會的貧富差距。只有在分配制度做到了這兩點，經濟才能持續增長，市場才能不斷擴大，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才能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民族復興。

2020年國慶日，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結束后，現場響起了一陣陣熱烈的歡呼“祖國萬歲！中國萬歲！”圖片來源見水印

中國面臨新的國際環境

2020年在中國發展的軌跡上是兩個一百年承上啟下關鍵之年，在國際上則是大動蕩的開始。在2020年，逆全球化的浪潮借著疫情突然加速，世界以聯合國、WTO、WHO為核心的戰后基本國際秩序遭受到嚴重沖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大動蕩、大分化的時代。

對世界來說，中國的崛起具有雙重意義。第一，13億人的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第二，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沒有被資本主義所吞噬，反而進一步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這使得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嚴重不安。

關于全球化的書籍和文章如汗牛充棟，但很少有人談到，正是由于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才使得全球化真正成為現實。廣義的全球化始于500年前的殖民和貿易的全球化。二戰結束后，貿易全球化雖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并開始從貿易全球化發展為生產全球化，但又因為世界分裂為東西兩大陣營而受阻。西方有北約、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蘇東有華約、經互會。可以說，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崩潰前，所謂的全球化，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全球化，或者部分國家的全球化，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

1978年底，中國揭開改革開放的帷幕，開始逐步融入全球化的進程；1992年鄧小平南巡前，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時經濟全球化才成為現實。在擁有14億人的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前，無論是貿易全球化還是生產全球化都是不完整的，都不能真正稱之為全球化。

第二，社會主義的中國加入了主要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創建的WTO，并且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全球化從此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加入WTO的10年后，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不僅是1947年關貿總協定簽訂以來最大的一個變化，也是幾百年來資本全球化出現的一個根本性變化。社會主義中國成了自由貿易、經濟全球化的最強有力支持者，成了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柱。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新現象。

面對中國的崛起，人們發現歷史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奇特現象。一個擁有14億人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加入了由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并且在這體系中獲得最快速度的增長。由于中國的巨大人口體量、巨大經濟體量，前所未有的成功范式，使得有數百年之久的全球化性質正在發生變化。今天的全球化，包括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已經不能簡單界定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世界。

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現實是，有著中國參加的全球化已經不可能回到過去。聯合國、WTO，這些由西方國家主導創立的全球性國家組織也不可能回到過去。這是所有西方發達國家不喜歡，但卻需要面對的客觀現實。

毫無疑問，中國的崛起對全球化的影響并不是因為中國在全世界范圍內推行自己實行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發展模式。不輸出政治制度，不輸出發展道路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歷屆政府的基本主張。中國政府認為，現行國際秩序并不完美，西方發達國家在現有的國際秩序居于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境地。中國主張的是一個超越政治意識形態，但更加公平的全球化。

但是，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持續以較高速度發展，這必然引起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嚴重不適應，對中國的圍堵是必然的選擇。2018年3月，美國發動了對中國的貿易戰。在此后的一年多，盡管美國一些官員，包括美國的副總統、國務卿和其他一些官員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挑釁中國，但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暴發前，意識形態尚未成為美國對中國攻擊的主要手段。如果按照一般常態，中美國之間從經貿沖突走上制度之爭和意識形態之爭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從2020年3月新冠病毒疫情在西方國家全面爆發使得中西方的意識形態沖突提前到來。

盡管美國對中國制度的攻擊前兩年早已有之，但并未成為美國政界和學界的主流，同時，美國在世界上的盟友也沒有附和、跟隨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然而，2020年的這場新冠疫情重創了歐美各國的經濟社會秩序，給一些西方政治勢力攻擊中國創造了機會。一些政客為轉移國內矛盾，借機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在意識形態層面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疫情炒作為“民主與專制”的沖突，抹黑中國共產黨，放大中西方體制的對立。

所以，2020年對于中國來說是國際環境變化的一個根本性拐點，美國在無法改變中國融入其中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開始對自己參與創造的戰后國際體系進行攻擊，世界開始進入了一個大動蕩時期。

在動蕩的世界中把握時代發展的方向

對當前世界動蕩中的變局，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說法。就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而言，可以說是中美建交四十年以來未有之大變局，也可以說是1971年尼克松訪華以來近五十年未有之大變局。就世界秩序而言，可以說是戰后國際秩序正在因為中國的崛起導致美國的攻擊而陷入動蕩局面，也可以說是一戰結束后到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甚至也可以說世界500年來資本主義體系正面臨著最深刻的變局。但無論從哪個視角看,中國的崛起與世界的動蕩是當前世界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處于這么一個大動蕩時代，中國何以應對？這關系到中國在本世紀中葉能否實現民族復興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