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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怎么評價毛澤東，怎么認識現代中國，這些當然都是天下最大的難題。

但是，有一點確定無疑——僅憑所謂純粹理性，你不可能認識毛澤東、讀懂毛澤東，也不能認識現代中國、讀懂現代中國。

僅憑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你能解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成事、能成開天辟地之大業嗎？

1921年召開的中共一大，有13代表。這13個黨代表里面，有7個脫黨，但是，你不能說，他們當時做出脫黨的決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選擇”。

如果“理性選擇”是趨利避害，那么，許多叛徒的選擇就是理性的。

如果“理性選擇”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選擇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蕭子升就是個好例。 1917年暑假，他曾經和毛澤東不帶一文錢，遍游湖南五縣，搞調查研究，號稱“斯文乞丐”，瘋狂地追隨毛澤東——蕭子升曾經是毛的第一個“大粉絲”。

《恰同學少年》中毛澤東與蕭子升窮游湖南 圖/新浪博客

1921年，蕭子升從法國回湖南，毛澤東說服他加入共產黨，但卻被蕭拒絕了，蕭后來回憶說：當時，兩個赤誠的兄弟，因為意見不能取得一致，而相對流淚。直到這一年的7月，他們同船由洞庭出航，在船上，毛還在試圖說服蕭，結果卻是蕭在武漢中途下船，從那里轉道回法國去了，而毛澤東獨自一人航行去了上海。

多年之后，晚年的蕭子升在烏拉圭寫回憶錄，他依然還是“理性的”。他說：即使當時知道毛澤東此去是開中共一大，他也不能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在28年后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即使今天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中國掌權，我還是認為毛變革中國的思想，犧牲太大，從理性上還是不能說服我”。

無論當時意氣風發的蕭子升，還是晚年流落烏拉圭的蕭子升，他都以為自己并不比毛澤東學問差，在他眼里，中國革命怎么看起來怎么都不像是理性選擇，更不用說是符合“帕累托最優”了。

蕭子升說的，其實一點都不錯。因為中國革命是精衛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但是，在現代留學生眼里，這些皆不過是浪漫主義的神話。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詞里這樣說過：

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

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這個閉幕詞，就是中國人的“《圣經》”，我以為它比《共產黨宣言》一點兒也不差，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把這篇文章介紹到國外時，標題卻翻譯成了“傻老頭搬山”，令人啼笑皆非，外國人不懂，中國人自己也不懂。

我感覺，他們這樣做，就是成心惡心中國革命。

四．

有人說，毛澤東鬧革命還行，但搞建設不行，他不能以革命的方式搞建設。

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來就搞重工業、軍事工業。軍事工業，高投入低產出，如果不打仗，收益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較優勢理論。

說這種話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里，鴉片戰爭一聲炮響，西太后、李鴻章、蔣介石都想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只是沒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敗名裂而已。鄧小平有言：有8000萬噸鋼，我什么都不怕。因為鄧小平知道，你手里沒家伙，人家就打你。

什么是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夢”？林語堂說：“只是希望國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無苛稅、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樂業的干凈土”。

微觀經濟學，它的道理固然清楚明白——供給加需求，這就是全部。但是，它這不是簡單明白，它這是簡單幼稚。今天，美國說了，敘利亞人頭上需要炸彈，于是炸彈的需求和供給就產生了，你敘利亞說我不需要炸彈，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也一起嚷嚷說：炸彈根本不是真正的需求——但是，他們的話有用嗎？

市場理論當然也是清楚明白的：管住貨幣，放開價格。但我看這也基本是廢話。問題在于中國的貨幣在哪里？白銀都被大清賠完了，民國的法幣等于一張廢紙，1949年，中國的貨幣就是解放區的小米。

西方經濟學只知道資源短缺，從來不知道什么是資本極度短缺，馬克思說，決定經濟發展的不是市場，而是資本，這真是一針見血啊。

西方的資本是哪來的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謂資本的原始積累》中說，西方的資本，他們的“第一桶金”，都是通過打仗，通過掠奪世界搶來的，而剝削自己國內的勞動者，這根本就不是西方“大國崛起”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國，始于被打（資本被人家搶跑了），終于被打（沒有資本發展工業），按照主流經濟學，軍事工業是資本密集型，投入產出不合比例，因此，中國根本就搞不了——這就是所謂理性的結論。落后挨打，這就是中國的命運或宿命，換句話說：中國的近代命運，根本就是歷史的“理性選擇”。

新中國的“第一桶金”當然也是打出來的，但與西方列強不同，毛澤東不是選弱國打，而是選世界上最強的美國打。抗美援朝，毛澤東死了兒子，中國死了19萬人，打出了中國在世界上的發言權，換來了蘇聯156項援助。

今天還是有人說，抗美援朝，這不是理性選擇。是啊，但說這種混賬話的人，怎么會理解一個偉大的父親，為了中國人不再挨打，把自己的兒子送到美國人的燃燒彈下？

而且，你更不要忘記還有關鍵一條——這就是資本一定要對制度說話，而這也是現代世界的“公理”，蘇聯的投資當然也是資本，絕不因“社會主義陣營“而改變。于是，赫魯曉夫方才說，中國搞不了空軍、海軍，還不如跟蘇聯一起搞算了。